浅析中国传统园林的儒学基因

中国园林从囿、台、苑的雏形，经过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洗礼，成就了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美学特征，承载了历代造园者对栖居的不懈追求。人们普遍认为造园思想基于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佛释空灵超然的人生观，反而忽略了其中最为重要的儒学基因。探讨中国传统园林的特色、儒道之间的辨析关系，以常家庄园为例，浅析儒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山水比德、隐逸观念等对造园观念的深刻影响。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中国园林将天地之美赋予在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飞鸟游鱼花香蝉鸣，匾额楹联题词点景之中。正如宗白华所说：“各个美术有它特殊的宇宙观与人生情绪为最深基础。”中国园林就是这样一种“美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社会文化心理的人文观、山水画田园诗的艺术观。它是中国审美意识最生动的载体。

中国传统园林特色之美

园林是通过筑山理水，建筑营构、植物配置而形成的空间境域，它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是诗意栖居和精神游憩的空间。在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熏染之下，中国园林具有诗情画意的特性，且人文底蕴丰厚，被称为“第二自然”。计成的《园冶》一书作为最早的园林艺术理论专著，论述了中国传统园林的相地选址、叠山理水和造园意向。

中国园林之美——虚实相生

造园者为了满足在方寸间登山临水、游目骋怀的精神追求，通过模仿自然中的名山大川，形胜之地缩摹于一方壶天中，成就了园林最初的风貌，进而奠定了中国园林式山水园的基本风格。因此，中国园林被称为“第二自然”。中国传统园林布局讲究开合对比，阴阳和谐，动静相宜。

入口处堆叠假山形成屏障，以实现欲扬先抑，豁然开朗的空间效果；花窗、洞门等建筑要素的合理运用，使得园景隔而不断，完成空间序列的有机过渡，或者将精心营建的景纳入框中，以体现入画之妙，或借助园外的四方之景，以扩大景深；山水相依的空间格局，则能上观实景，下观水景，树影婆娑，山影缥渺，园内的实景与水中的虚景相映成趣，光影灵动。

中国园林之美——诗情画境

东晋之后园林诗画日趋融合，南北朝时期儒学复兴，园林诗画成为儒学的文化载体。自然山水与园林的意境之美，促使了山水诗、山水画的发源，而山水诗、山水画的兴盛又反过来影响了自然山水园林的艺术审美基调。园林中的各处匾额楹联和诗词景题，均是“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产物，人们在游览园林的美景时，看到旁边的题词和楹联，会受到全方面的信息冲击，使得园林意境生动。

同时，中国园林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园入画，因园成景”的造园传统，园林中掇山理水皆遵循画理，讲究主从分明，步移景异，注重中、近、远景的整体处理。从山水画中沿用而来的写意手法造就了中国园林简远、疏朗的构景特征。这种诗情画境——诗、画、山水融为一体的园林美学构成了中国传统园林的多元文化基因，从“景观”到“意境”，中国传统园林从诞生开始就是一种多重艺术的载体。

中国园林之美——文人情怀

中国传统园林不仅是具有优美景观的空间场所，更是文人雅士修身养性的乐土和心灵安顿的家园，能使得鸢飞戾天者游园息心，经纶世务者窥景忘返。无论是风雅聚会，诗酒唱和，园林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木均成为寄托情志，抒发愁绪的物质载体。

《园冶》中“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的观点，道出了园林艺术的核心：“匠人”层面的物境营造是园林美学意向的表层，“主人”层面的心境营造才是其根源。园名和内部布置反映的是园林主人关于致仕和归隐的心理变化，反映了文人内心的纠葛，理想与现实的颠簸。世俗与清高融糅无处不在，形成了园林艺术雅俗共赏的基础。

解读园林文化基因误区

在儒、释、道三者构建的中国文化哲学观影响下，人的生存追求游离在入世、出世之间，生命态度徘徊在积极、消极之间，而中国园林无疑给了他们关照生活、直面自我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中国传统园林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追求的并不是具体的景观与空间本体，而是景观和空间蕴含的意象或意境。

儒、释、道三者从根本上主宰了中国园林的山水审美意识，人们普遍的认识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思想基于道家老庄的“自然而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及佛释禅心的“万象静观，闲云舒卷”的人生观。但是，这些认识严重忽略了在中国两千多年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对园林的影响。

“道法自然”，道家的观念主宰？ 

人们普遍认为道家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最为深远。

理由一：中国园林是自然山水式园林，其艺术风格形成于政治混乱而思想活跃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主张的崇尚自然，逍遥虚静，无为顺应等思想，似乎与园林的气质吻合。

老子认为“道”是万事万物背后的根本规律，却不能用语言表达清楚，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指的是“原本的样子”，但是后世在理解中往往会曲解为自然界和出世、隐逸的生活方式。庄子的“逍遥游”旨在强调主体精神的引导性，“超乎四海”的道家理想人格具有一种超脱的精神幻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体现出大自然的美并不在于有意去做了什么，而在于顺应天地之间的道，发扬以自然为宗，清净无为的造园意象。

理由二：道家的理论空灵缥缈，民间世俗化的传播为其增加了神仙体系。在道教传说中，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是神仙们居住的地方，人们在造园过程中对“一池三山”进行了仿写，使其成为经典的池山布局模式，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提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指出正是庄老思想的式微，儒学占据了社会文化主导地位之后，以山水诗画、山水园林为代表的山水美学才极度兴起，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很多文人并没有因为道家“离乎尘垢、清高超逸”的精神追求而获得真正的自由。

“般若虚舟”，释学的禅境塑造？

儒释道中的“释”指的是释迦牟尼，泛指佛教。禅宗是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转译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宗派，本文中的“释”作为佛禅的统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佛体现出了“明心见性”的思考，追求一种通过觉悟来获得自我解脱的修行，基本上还是重山林而远人间。佛禅对造园的影响，主要在于通过观景来关照内心，将自我融入景色中。在探寻中国造园思想中系统完善的哲学美学体系，只停留在道家和佛释的影响论是不够的，必须从主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学中去挖掘。

“克己复礼”，儒学与园林背道而驰？

有人说：与道、释相比，儒学对园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可以忽略。其实，儒学对中国传统园林的影响是最甚的，这得从儒学本身说起。《乐记》从音乐谈到政治教育，相信音乐与社会伦理是相辅相成的。儒家的文艺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将所有的情感纳入理性之中。中国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艺术，表征了社会伦理，体现的是儒学的伦理秩序。儒学在营建园林的时候强调了“内圣”，外在的景物体现了自己的情趣，“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园林对儒家来说是品德修养的寄托。

儒释道三者之间关系：互补与交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道家的主要代表庄子，毋宁是孔子某些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的推演、发展者（李泽厚）。

儒家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后人将思维定式强加于古人，认为古代各个派别之间是截然分开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而忽略了彼此之间的融合，补充和吸收。

儒道同源：庄子最早称孔子为圣人，其乐的提出，正是儒学“乐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庄都觉悟到内在世界的重要性，实际上都在追求“内圣”，孔子讲“为仁由己”，重视主体德性；庄子在“心如死灰”的表象之下，在道德层次上却主张“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反对“其形化，其心与之然”。道家“澹泊逍遥，遨游尘外”的生活态度与“孔颜乐处”的儒家精神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孔庄有强调内在精神自觉的交叉点，二者同样注重对人生的关怀，其出发点是人，归宿仍是人。

儒道互补：孔儒的“天人合一”，“参天地赞化育”等表明，在儒家的眼里万物皆有情，人的情感投射到山水自然间。与此相对，庄子的“同一物我”反而是消灭了人的主体后的旁观视角。表面上看，儒道是对立相异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是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儒释交融：随着佛教在中国不断发展，帝王开始信奉佛法，出现了“儒释交融”局面，儒学由道德本体向存在本体进行发展。佛禅发展了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注重现世生活的务实的人生观形成了互补。以禅佛精神对待世俗生活，无论时运通达还是穷困，身处庙堂还是林园，都能保持心灵的自在平衡，禅佛哲学的超然“独善”和儒家文化的入世“兼济”相互交融。

儒学对园林的影响——以常家庄园中静园为例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园林文化观也异彩纷呈。随着先秦理性精神的发展，儒、道两种重要的文化哲学思想也参与到了山水园林文化体系中。随着汉武帝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孔子提出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此延续西周以来的人伦道德和礼制正统，构建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

静园是晋中常家庄园的私家园林，二者属于园与宅的关系，是晋商建宅的特色。晋商属于儒商，不仅具有殷实的经济财力，更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园林中能体现其儒学基因。

立于礼，成于乐——礼乐文化

孔子第一个认识到礼乐的不同范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看作是儒学的“礼乐分殊”，乐高于礼。礼作为社会制度和秩序规范人的外在行为，而乐则直接影响着人的心灵的塑造。礼乐与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一一对应，儒家肯定人的这种双重属性。

常家庄园是儒商建筑代表，静园位于住宅后区，由山湖水系组合而成，囊括了山水树木，体现了万里商路中拓宽的审美视野，展现出南北方园林结合的特征，以自然审美对象来再现和阐释孔子儒学崇尚的理想人生境界。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君子比德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文人与园林之间催生了一种“沧浪情结”：沧浪之水，或清或浊总能有所用，如同宦海沉浮，儒士总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致仕或归隐总要安身立命。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孔子将人的智、动和水对应，仁、静与山对应，构建了人与自然感应的天人合一的思维，被称为“君子比德”。 比德是儒家思想在美学上的发展，强调了人和自然的感应，情景的交融，山水成为人格的再现，物质成为品德的象征。这一思想类似于《诗经》里的“赋比兴”手法，寓情于景，在联想和想象中对景象进行再创造。

静园的“静”字具有强烈的比喻象征，体现了宅园主人寄情山水、修身养性的志向。同时形式多样的砖雕、木雕、石雕作为园林装饰，主题内容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表达了君子气节。园林中的景题、楹联、匾额以及诗词寄情咏怀，深化了景观的意境。

植物的人格化是君子比德思想在园林中最普遍的体现，正所谓“与梅同疏，与兰同芳，与莲同洁，与竹同谦，与菊同野，与松柏同寿”。静园中以主体植物作为园林名称，杏园就是其最重要代表。杏园中有孔子塑像，杏坛正是孔子讲学传道之地，体现了宅园主人尊师重教的美好理想。此外还有石榴、牡丹、竹子、莲花、大槐树等植物，分别具有多子多福、平安富贵、高风亮节、纯正清廉、恋土思乡等含义，将园林的审美乐趣与儒家的仁智之乐类比，是儒学精神的体现。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系统隐逸观

孔子与弟子谈人生，曾点说：“暮春者，春服即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以一句“吾与点也”表明了他的人生志趣——极富有人情的快乐生活。儒学为人们提供了进退自由的心灵空间，完成了出仕与隐逸的统一。一般认为儒家倡导的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等伦理规约，其实只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儒家追求“内圣外王”，但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明确的穷达意识作为标准。

静园围绕着观稼山和昭余湖进行布局，借着地形而建，为宅园主人提供了独立自洽的精神天地，既可求得性情的自适，又可体味安宁与自由。儒家的隐逸与道家不同，道家的隐逸是超脱俗世的，而执着于“内圣”的儒家在隐逸的道路上亦有着“不忘其志”的自勉，十分重视品格修养。

回望中国古典园林，王侯将相谈古今兴衰，文人骚客赋仕隐情怀，参天地赞化育，观照一景一物无不饱含了自己的道德情怀和人生理想，他们虽然处江湖之远，心中所想的依然是社会民生。这就是中国传统园林里的儒学基因所在。我们似乎能在掩映的林木中窥见中国人“见社会、见自然、见自我”的心灵特质和璀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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