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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范村是鲁中地区的传统村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其中“龙王”“禹王”共同组成了该村的水神文化体系。“龙王”司职降雨，“禹王”司职治水。“龙王”与“禹王”从职能角度而言无疑是相互矛盾的，但却共同存在于三德范村。这种共存与该村的自然环境等因素有关。而后在历史变迁中，该村出现“禹王”地位逐渐抬升，龙王走向衰落的现象。这与自然灾害频发、水利工程修建等因素有关。三德范村水神故事反映着社会表相与社会本相之间的一种关系，社会表相反映出社会本相，强化了社会本相，却并没有掩盖这样一种社会本相。
三德范村作为鲁中地区的传统村落，有“龙王”“禹王”“药王”“泰山奶奶”“关帝”等多处神祇遗迹。三德范村遗留的水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中地区乡村生活的实态，笔者以此为视角开展田野调查，试图解释其中的历史文化现象。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龙王”司职降雨，“禹王”则司职治水，这看似是十分矛盾的两个神祇为什么可以并存于此。第二，同为水神信仰，为什么“禹王”信仰被逐渐抬升。第三，通过对三德范村水神信仰考察，探讨水神信仰与社会本相之间的关系。
“龙王”和“禹王”故事共存的原因
司职降雨的“龙王”与司职治水的“禹王”得以共存于三德范村，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就自然环境而言，三德范村处于泰沂山区北麓，是典型的石灰岩地貌山区。气候上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因土层薄、地势高、坡度大、持水少、径流大、蒸发快，导致易旱，同时夏季暴雨来袭时，也容易造成山洪暴发[1]。旱灾、山洪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三德范村村民对自然的恐惧，催生村民心中对神灵的敬畏以及祈求得到神灵的保佑。正如有学者所说：“自然灾害潜移默化到人类社会深处，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2]可以说，由气候、地形带来的旱、涝灾害无形之中加深了村民对“龙王”“禹王”的崇拜。
就现实需求而言，“龙王”与村民的物质需求有关。在传统农村，农民过着土里刨食的生活。一年四季的耕种需要大自然的恩惠，干旱、洪涝、风灾都是影响农业收成的重要因素，所以百姓渴望风调雨顺，与之关联的“龙王”自然得到农民崇奉。唐宋以后，“佛教、道教都极力强调龙王与云雨的关系，因此动物神变成农神，成为农业祭祀的重要对象。”[3]因此村民崇奉“龙王”，并为其修建庙宇，祈求风调雨顺，以保证农业耕种与日常生活所需。
“禹王”与村民的精神需求有关。流经三德范村的季节性河流——巴漏河时常泛滥成灾，成为威胁村民生活的常见自然灾害。根据资料记载：巴漏河是文祖镇南部山区的泄洪主道，最终汇入小清河。村内巴漏河段蜿蜒曲折，宽窄不一，宽处达120米，窄处只有30米。其河床高低不平，砾石遍地。因此每有暴雨时，上游洪水骤至，巴漏河便会浊浪翻滚，咆哮如雷。这样的景象时常出现在三德范村村民的眼中，引发村民的恐惧。因此，“禹王”作为治水的英雄神，在三德范村得到推崇，能够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在重修禹王碑一则中一句“然则斯举也非徒饰观瞻之谓，其谓释昏垫于四载，消洚洞于八年，而昭平于万世也，其功其德巍巍荡荡，蒸民曷敢言报也，聊将借以抒于诚耳。”“昏垫”“洚洞”都有洪水泛滥的意思，更加说明了村民的“禹王”崇拜源于其治水的功能。
另外，三德范村道教兴盛，也促进“龙王”与“禹王”信仰的传播。王守恩认为“道教几乎全部接受了它产生之前就已存在的民间神,把他们加以系统安排,形成了其层级化的神灵谱系。在此后的传播中,道教仍然不断地纳入民间新出现的神灵”，“龙王”与“禹王”同被吸纳进道教神灵体系之中。道教在三德范村的传播，无疑也促进“龙王”与“禹王”的共存。
综上，司职不同的“龙王”与“禹王”共存于三德范村中并不矛盾，这种现象与三德范村石灰岩地貌、大陆性气候、村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及道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禹王”在村民中的地位为什么得到抬升，需要进一步探究。
“禹王”地位抬升
笔者在走访中，看到两处神祇庙宇的不同状况，发现禹王在三德范村村民心中的地位要高于龙王。此中缘由，值得思考。
庙宇不仅是神祇居住的地方，而且是村民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庙宇的兴衰，可以侧面反映出神话故事的流传状况。龙王庙、禹王庙同位于该村的最南侧，分别处于巴漏河的两侧。在2018年笔者走访三德范村时，禹王庙正在重新修缮之中，而龙王庙早已衰败。禹王庙在历史上曾多次修缮，墙体内嵌着两块清朝重修禹王庙的石碑。石碑记载，最早的一次修缮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其后另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等多次重修记录，而关于修缮龙王庙的石碑目前只存有一块，由于石碑残破，详细时间无法辨认。由于“禹王”有治水功德，村民格外重视对“禹王”庙宇的修缮与维护，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禹王”在三德范村的地位要高于“龙王”。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禹王”地位抬升。笔者借助该村村志与地方县志，找到了“禹王”地位抬升的原因。主要是三德范村受到自然灾害的冲击。历史上三德范村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笔者在查阅《三德范庄志》与《章邱县志》时发现[4]，在明朝、清朝、民国和建国后三德范村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中，以旱灾、水灾为主。笔者在此根据《三德范庄志》与《章邱县志》的史料记载，对三德范村四个历史阶段（明朝、清朝、民国和建国后）的灾情做出如下统计。
明朝至建国以后三德范村灾情统计汇总表
从上表对三德范村灾情的统计中可以得知以下信息。
第一，在现有的记载中，三德范村水灾频发。尤其在清朝时，有10次关于水灾的记载。据此笔者认为，清朝是三德范村“禹王”地位抬升的关键时期，这也与大量修葺禹王庙的信息相吻合。建国以后，为了防止洪水泛滥，村民开始修建水利工程。民国时期连续5年大旱，旱灾、蝗灾严重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村民未能通过向“龙王”祈祷来获得甘露，与经济重要性相关联的“龙王”逐渐失去了村民的信赖。虽然自然灾害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自然灾害对于“龙王”的冲击较大。对比之下，“禹王”地位逐渐抬升。
第二，修建水利工程。当水灾发生时，村民可以通过人为地修建水利工程来避免洪涝带来的威胁。因此，以治水闻名的“禹王”得到村民的爱戴与尊崇，并逐渐成为三德范存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在民国时期，村民已注意到对村中巴漏河的治理。根据《三德范庄志》记载，1935年7月30日，山洪暴发，街西民宅连同祠堂荡然无存。从此以后，村中开始加强对巴漏河的治理，以减少自然灾害给农业生产、村民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危害。建国后，三德范村更是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据《三德范庄志》记载，1956年，兴修北方塘、夜猫子崖、卡臼沟水库和南、北二长湾；1958年，北方塘清基，修建赵、齐家两个方塘；1971—1972年，新井方塘竣工，并整修北方塘，修跃进东支、西支渠；1976年，庄南修泄洪渠；1977年，打月牙池深水井，修泄洪渠与排水沟；1978年，修南大方塘；1980年，修西山顶、小寨顶、赵家林深水机井；1994年，宋家圈打深井。随着方塘、水库、水渠的修建，三德范村的泄洪蓄水能力得到加强，解决了村中季节性河流——巴漏河无水季节砾石遍滩，雨季时则山洪肆虐的问题。另外，由于村里多处修建深水井，旱灾对于村民的生产、生活威胁相对减小，不会出现大旱时村民“出村打水，排成长龙”的“吃水”难情况。一系列治水活动与“禹王”的治水事迹相吻合，无形之中提高了“禹王”在村民心中的地位。
笔者通过以上两点探究了三德范村水神的共存与“禹王”地位抬升的因素，这一过程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规律，即社会本相与社会表相之间的一种关系。三德范村存在的这种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水神故事与社会本相
观察三德范村水神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文化背后隐藏的社会本相。王明珂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一定共性，并且表现在四个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要素上。其一是环境，人们所居的自然环境与人们对其修饰、改造与“领域边界”的建构。其二是经济生业，人们利用环境以获得种种生计手段。其三是社会结群，人们为了在特定的环境中行其经济生业，以及为了保护、分配、争夺领域和生存资源，而在群体中构建种种社会组织，以及相关的认同与区分。其四是文化及其表征，文化泛指人为了巩固其社会组织，以及维护各种社会人群与区分，所构建的语言、文字、习俗、宗教、礼仪、道德、法律、美学、服饰、建筑等方面的社会规范。文化表征指人们依循文化而产生的种种社会行为与建构。前三者是社会本相，文化及其表征则是社会表相。社会表相强化社会本相，并且掩盖社会本相[5]。王明珂的观点虽然为我们理解现实社会提供了一定参考，但是落脚在乡村社会上应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非所有的乡村都占据以上四个要素。
我们可以将三德范村的水神故事视为一种社会表相。回顾上文可知，三德范村出现了“龙王”与“禹王”共存的现象，并且在历史进程中，“禹王”地位逐渐抬升，这是三德范村社会文化的表现。两则“禹王庙重修碑文”是三德范村水神故事的文化表征。三德范村水神故事及其文化表征共同组成了该村的社会表相之一。那么这样的社会表相之下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本相呢？结合前文内容可知，三德范村水神故事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本相是村民所居的自然环境与经济生业。三德范村所处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该村两种水神故事的并存，并且以农耕为主的乡村社会同样加深了村民对这两种水神的需求。在历史变迁中，村民逐渐加强对生存环境的修饰与改造，通过修建水利工程以减少旱、涝灾害的冲击。这样的社会本相引起表相的相应变化，即“禹王”的地位在三德范村得以抬升。
在三德范村中，并没有出现大型的社会结群或者社会组织影响水神故事的发展与变动。换言之，这个因素在三德范村这样的狭小地域范围内，并没有得到体现，也谈不上对社会表相的影响。依据王明珂的观点，社会表相强化社会本相，并且掩盖社会本相，并让人难以看透社会本相。三德范村水神故事是否强化了社会本相，并且掩盖了社会本相。笔者认为，此点有待商榷。反思三德范村的水神故事及其背后的社会本相，我们看到的是水神故事这种表相强化了社会本相，但是并没有掩盖这种社会本相。相反，在不自觉的文化活动中，社会本相向村民展现无遗。举例而言，“重修禹王庙”的石碑用直白的语言，展示村民改造自然环境的目的与意愿。
综上所述，三德范村石灰岩山体地貌与大陆性气候、村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造成了该村“龙王”与“禹王”共存的场景。在历史变迁中，“龙王”未能满足村民的需求，逐渐被村民摒弃。相反，随着治水工程的修建，“禹王”地位逐渐抬升。三德范村水神故事反映的是村民日常乡村生活。百姓的生存需要是乡村生活的主题，村民的农耕与治水活动都是这一主题的一部分。
三德范村水神故事作为一种社会表相与社会本相之间的关系，社会表相反映出社会本相，强化了社会本相。不只三德范村如此，其他传统村落亦可能如此。三德范村作为传统村落的缩影，为我们观察、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参考文献
[1]张福经.三德范庄志[M].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
[2]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J].史学理论研究,2003(04):7-11.
[3]金泽.中国民间信仰[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4]凤凰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5]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 文本与表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