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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地员》篇主要讲述土地及生产于其上的植物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最早的生态地植物学著作。基于编辑学视野，现从编辑宗旨、编辑指导思想、编辑方法的角度，对《管子·地员》篇相关的编辑实践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
我国最早的生态地植物学著作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地员》篇，其主要讲述了土地及生产于其上的植物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尹知章注：“地员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浅，各有其位。”宋翔凤说：“《说文》：‘员，物数也。’此篇皆言地生物之数，故以地员名篇。”“物数”即各种品物之数。土地有高、有下，有平原、丘陵、山地之别，又有各种土质、水泉深浅的不同，以及其上所生植物的种类等，这就是土地的物数。这一篇的内容主要是说明各种土地（包括地势、土质、水泉等）与其上所生植物以及农业的关系的，故名“地员”。《管子·地员》共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论述土地与植物的关系，后一部分主要分类介绍了“九州之土”，“凡下土三十物，其种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其对土壤的分类以及每类土壤的性状描述都比《尚书·禹贡》更翔实。它对每类土壤以及植物的关系都做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概括，是我国古代难能可贵的一部生态地植物学著作。
《管子》一书共24卷，《管子·地员》为其中一篇。管子举全国之力，考察全国土壤，而后完成了这篇生态地植物学著作。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编辑宗旨
战国时期，诸子无不重视农业发展，因而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墨子认为“农事缓则贫”，韩非子主张“富国以农”，荀子提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这些论述，都是在思想层面上重视农业生产的表现。而随着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大部分也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重视农业在实践层面也得到了落实：李俚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两项措施，提高了农业的精耕细作水平；商鞅“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等措施则更在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深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农业生产成为时代所趋，同时这样的氛围也为研究农业发展提供了动力。
《管子·地员》篇用很大篇幅阐述了不同的土壤宜种植的植物，如五施之土“其木宜蚖菕与杜松，其草宜楚棘”；四施之土“其草宜白茅与雚，其木宜赤棠”；三施之土“其草宜黍秫与茅，其木宜櫄扰桑”；再施之土“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一施之土“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管子经过长期的实地考察，总结出不同土壤适宜种植的植物，写成《管子·地员》一篇。纵观全文，此篇是根据因地制宜的宗旨编辑而成，且为当时及后世的农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编辑指导思想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三才”论
“三才”理论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农业中的“三才”理论即强调天时、地利以及人力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不仅对农业生产实践有影响，还对农书的编辑具有指导性作用，使农书在编撰过程中不得不思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才”理论对《管子·地员》编撰影响最大的部分在于其对地利的认识上。《管子》认为“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体现在《管子·地员》篇中即对土壤进行分类以及根据土壤的性状列出所适宜种的作物。如五种粟土“其种大重、细重、白茎、白秀，无不宜也”；五种沃土“其种大苗、细苗、赨茎、黑秀、箭长”；五种位土“其种大苇无，细苇无，赨茎、白秀”等。从这可以看出《管子·地员》一篇受到了“三才”理论的影响，强调遵循自然规律，充分认识到了地利的重要性，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除此之外，《管子·地员》篇还描述了不同土壤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在粟土之地：“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在五沃之地：“其人坚劲，寡有疥骚，终无痟酲”；在五位之地：“其人轻直，省事少食”。上述从土壤与人的身体健康、饮食等方面分析了不同性状的土壤对人的影响。
“三才”理论的经典论述出自《吕氏春秋·审时》篇：“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管子·地员》一篇虽没有像《吕氏春秋·审时》篇那样系统完整地提出三才论，但“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参”的思想在《管子·地员》篇编撰过程中已能看到影子。可以说，“三才”理论这一传统生态思想是贯穿《管子·地员》篇始终的。
阴阳五行说：春秋时期的“公共思想资源”
阴阳与五行本是两种不同的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阴阳指阳光的向背，五行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质材料。它们本来是各自独立发展，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到战国时代，阴阳与五行才逐步实现合流，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了较为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著作。
《管子·地员》篇与先秦阴阳五行说之密切关系是有根据的。其一，两者皆研究了水土与植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研究自然规律的层面上，《管子·地员》趋同于先秦阴阳家之五行学说，亦与先秦道家学说之研究对象有重合之处，先秦阴阳家有崇尚五行“相生相克”之说，“五方、五材、五音、五色、五味”盖出于此。《管子·地员》篇借鉴之，乃在土壤之名前冠以“五”字。其二，管子相齐，齐国首霸冠绝一时，及至战国，诸家之名士多委身齐国稷下以为学士，齐国稷下之儒、墨、道、法、纵横、阴阳各家聚首，据今人考释，《管子》诸篇皆出于稷下学士之手。《管子·地员》篇五行之说实受道家、阴阳家之思想影响，必是在此二家名士的思想指导下撰写完成的。
编辑方法
采用铺陈手法，读之但觉势如奔马
《管子·地员》篇根据土的种类分为粟土、沃土、位土三个等次。在介绍这三个等次的土壤及其所适宜的作物、树木种类时不时地采用铺陈手法，如“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茎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杨，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数大，条直以长。”这是说沃土无论在何种地形，面朝阳光或是背对阳光，其种植的植物都会长势良好。文中通过对一系列地形和树木紧密的排列组成一组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强调沃土对植物的适宜性，并使文章紧凑整齐，气势充沛。
运用数字，简而有要，条理清晰
《管子》一书中所出现的十位数均为其个位数的公倍数，均能被其个位数整除。《管子·地员》篇以七尺为基准，泉水距地面深度依次为五施之土三十五尺、四施之土二十八尺、三施之土二十一尺、二施之土十四尺。管仲在《封禅》中言：“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文中提及的数字如七十二、十二等，均能被其个位之数整除。管仲曾言封禅之举必天下大治，祥瑞尽出，“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十五亦是三与五之乘积。综上，《管子》一书对数字的运用已成固定之惯势，除特指外，均遵循此规律。
句句用喻，浅显易懂，给人以鲜明印象
后人论及《管子》，称其“事核而言练”“道约言要”，说明《管子》一书用语简洁明了，但这只是其中一面。《管子·地员》篇使用了比喻的手法，用浅显、具体、生动的事物来代替抽象、难理解的事物。如“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中，把“徵”声比作小猪被背走而大猪惊叫的声音；把“羽”声比作荒野的马叫；把“宫”声比作地窖里的牛鸣；把“商”声比作失群的羊叫；把“角”声比作鸡在树上鸣唱，声音又快又清。这段话运用比喻手法使乐音生动形象，具体可感，帮助人们深入地理解。
“专业性”农书：农学方面的科技专文
从土壤分类的角度看，《管子·地员》认为九州的土壤有90种，每一种土壤都有它固定的特征，且土的种类也分等次。管子把土壤分为上中下三大等。上等土壤包括五种粟土、五种沃土、五种位土、五种蘟土、五种壤土和五种浮土；中等土壤包括五种怷土、五种纑土、五种壏土、五种剽土、五种沙土和五种塥土；下等土壤包括五种犹土、五种壮土、五种殖土、五种觳土、五种凫土和五种桀土。上中下等土壤分别30种，共90种。对土壤进行如此详尽的分类，在当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就算拿今天土壤分类的标准来说，《管子·地员》篇关于土壤分类的思想也是极有借鉴意义的。除此之外，土壤分类也使得农业生产能因地制宜，地尽其力。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分析得出何种土壤适宜种何种植物，让农业生产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可以看出，《管子·地员》篇在有关农业的内容上要深刻、专业得多。
从植物的垂直分布角度来看，《管子·地员》篇把山体自高而低分为五个层次。一是山之上的“县泉”，这里树林茂密，凿地两尺就可以见到泉水，可见水量充足，这里适宜生长的草是茅与走，树是樠木；二是山之上的“复吕”，这里时常下雨，水量较足，凿地三尺便可看见泉水，所生之草是鱼肠和莸，树是柳树；三是山之上的“泉英”，凿地五尺方能见水，所生的草是当归和菖蒲，树是杨树；四是在“泉英”之下的“山之材”，这里水分已经不足，需要凿地十四尺才能看到泉水，所生的草是芩和蔷，树是椵树；五是山之侧，在山的侧面，是从山麓到山下之地，这里的泉水稀缺，需凿地二十一尺才能看到水，生长葍草和蒌蒿，树是刺榆（见下表）。以上土壤分类情况与现今华北山地的土壤情况基本无异，有力地证明了古人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对植物的垂直分布与地势、水泉的关系十分重视，只是未提出“植物垂直分布”这一现代农业地理名词。能对两者关系认识得如此精湛，已是难能可贵，足以让后人高山仰止。
山地土壤的分类表
由上述可知，《管子·地员》对其所在领域足以称得上“专业性”农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类相从、错落有致的语言特色
《管子·地员》篇在描写粟土、沃土、位土这三个条目时，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采用相同的方式构建体系。这三个条目篇幅大体相当，文章风格也基本一致，书写方式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除了上文所说的铺陈手法在三个条目都可见到外，在位土条目中，叙事还采用了空间推移的方式。其中“其山之枭，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与苑。其山之旁，有彼黄䖟，及彼白昌。山藜苇芒”就是由山顶及至山脚连带山之旁侧的空间依次推移，立体之感跃然纸上。此外，《管子·地员》篇中三条目在声韵方面同样十分考究，基本皆可入韵，以四言为主，兼顾长句，颇有诸子文章之雅。
《管子·地员》篇三条目的文风与撰写方式，对后世汉大赋有开启先河之势，实乃汉大赋叙事方式的直接源头之一，在古代文章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管子·地员》篇主要研究了土壤的分类和植物的垂直分布理念，其涉及的生态学意义不仅惠及当时的社会，也为今天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文献，是我国最早的生态地植物学著作。
笔者基于编辑学视角分析了《管子·地员》篇，其中的编辑宗旨、编辑指导思想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农业的发展进程，对后世的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管子·地员》篇中的书写方式、文章风格在古代文章的发展历程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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