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红色经典文化翻译策略

以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为例，分析海南红色经典文化在构建自贸港国际形象中的作用，探讨文化翻译论和顺应论指导下的红色经典文化的翻译策略，以及红色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启示。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可行性和意义

红色文化资源见证了我党百年奋斗历程，承载着革命精神。“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关系到党的形象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红色文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红色文化资源见证了我党百年奋斗历程，承载着革命精神。因此，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加强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工作，让国际社会了解立体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就红色文化传播的可行性而言，正如朱世龙在其文章《促进红色文化国际传播》中所言，红色文化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特征使之具备跨文化传播的属性，能够与不同的文化交流，实现共生互融。红色文化传递的合作与互助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谋而合，能够号召国际社会在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时，携手合作，应对挑战。促进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亦能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

海南红色文化研究现状

通过整理近几年的文献发现，海南红色文化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大方面展开：一是琼崖革命精神文化内涵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其中，李德芳等学者所著的《琼崖革命精神论》一书，从历史文化、革命领袖及群众等方面挖掘琼崖革命的精神元素，系统概括了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二是琼崖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学者根据红色旅游的定义，按照国家标准或未来资源开发方向来划分红色旅游资源的类型，深入剖析其特点，采用SWOT分析法全面分析琼崖红色旅游资源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就不同类型的红色旅游资源提出了相对应的开发策略。三是海南红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和调研分析，概括出海南红色旅游发展的主要模式。针对当前海南省红色旅游发展模式单一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整合海南红色旅游资源，构建产业联动发展模式，即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相结合、红色旅游与蓝色旅游相结合、红色旅游与民俗文化相结合、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四是海南红色旅游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此类研究在肯定海南红色旅游发展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五是琼崖红色文化的价值研究，学者围绕红色文化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一区一港”建设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海南红色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价值。做好海南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首先需要明确其文化载体。海南红色文化的载体既包括红色旅游，又包括红色文学、红色艺术等多种形式。因此，除了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外，还应重视红色文化经典的外宣工作。红色文化经典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事件为原型，经过审美诗化生成为文化现象，进而从文化现象生成为文化事典，再进一步实现文化事典的符号化。其中，“红色娘子军”是海南的红色文化经典之一，通过文学、电影、芭蕾舞剧等文艺形式，形成“红色娘子军”文化符号。本论文以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为例，探讨“红色娘子军”经典文化的对外传播。

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对外传播与海南自贸港形象的构建 

《红色娘子军》是刘文韶根据历史原型事件，采用文学形式书写报告文学作品。1956年，在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中，担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的刘文韶在搜集宣传材料时，偶然间翻阅到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上面记载着：“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刘文韶通过采访参与琼崖纵队作战的女兵和琼崖革命老区的群众，深入了解“女子军特务连”——“红色娘子军”原型的历史，将原本只有短短数语的历史书写拓展成近三万字的文学书写，并于1957年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根据史料记载，“红色娘子军”的原型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且当时的主流媒体也多采用该称号。刘文韶对“女子军特务连”这一称号进行艺术加工，将其改为“红色娘子军”，开创了“红色娘子军”文艺叙述史的先河。“红色娘子军”这个意象兼具政治价值和审美价值。红色象征着革命，而“娘子军”这个命名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需求。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穆桂英挂帅，今有娘子军扛枪作战，契合中华民族对“巾帼不让须眉”精神的赞许。继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后，电影、芭蕾舞等相关文艺作品都沿用“红色娘子军”这一称呼，“红色娘子军”逐渐家喻户晓。

海南自贸港国际形象的构建和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需要借助翻译活动来实现。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一壮举史无前例，向世人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勇于创新和拼搏的形象，以及红色娘子军“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精神。

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英译策略

为了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译者在翻译前需要分析文本的特征，如文本体裁类型和语言特点，以便翻译出符合原语特征的译文。就体裁而言，报告文学是一种采用文学语言和手段，反映真人真事的文学体裁。就特点而言，报告文学兼具新闻性、文学性和政治性等特点。

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叙事，冯增敏——当时红色娘子军的连长，回顾了女子兵连成立和作战的过程。文本语言朴实，不乏口语化的表达，但情节生动，洋溢着乐观的革命精神。鉴于文本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红色文化特色，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英译除了要考虑语言层面的因素，更应关注文化语境。为了更好地观照文化语境，译者可选择文化翻译理论和语言顺应论作为理论指导。

文化翻译论指导下的红色文化专有名词英译策略

作为文化翻译学派的代表，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认为，翻译活动不应局限于语言学的范畴，应该考虑语言所在的文化语境。根据苏珊·巴斯奈特的观点，翻译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原语在译入语里的文化功能对等（cultural functional equivalence）。为了实现这一文化功能对等，译者需要读懂原文字里行间的意思，才能更好地完成作为“文化解释者”（cultural interpreter）的任务。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里的很多文化专有名词是时代的产物，需要结合当时的文化语境理解。例如，“白区”指的是我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如果直译为“White Area”，对于不了解中国历史的西方读者来说，其读到译文时，会不知所云。因此，可以增加注释“The area controlled by Kuomintang during the Nationalist Period”。又如“围剿”一词的翻译，“围剿”的中文意思是通过武力将目标包围起来加以消灭。在一些红色资料中，将其译为“Annihilation”，意为歼灭、消灭，或是“Encircle and Annihilate”。在语义上，译文实现了和原文的对等，然而“围剿”的对象是谁、目的是什么，都没有交代清楚。译者可以采用增译法，解释“围剿”的历史文化语境，即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进行围剿。因此，可以增加脚注“Chiang Kai-shek led the counterrevolution and intended to eradicate the Communist Party”，使目的语观众明白红色娘子军面临的困境。

再如，文中的第三章描写的是火烧“团猪窝”，这里提及的“团猪窝”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指反革命民团一类的国民党地方武装。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一系列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建立民团，在交通要道、重要村镇修建炮楼，以密切监视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其间，国民党民团欺压当地百姓，无恶不作，当地群众认为国民党民团团丁面目丑陋，行为卑劣，给他们起了外号——团猪，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消灭“团猪”。为了实现百姓消灭民团的心愿，琼崖地方党开展“蒸团猪”运动，即火烧国民党炮楼，打击反动力量。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第三章对这项运动进行了纪实性的书写。中国读者如果不熟悉琼崖革命历史，很有可能都无法理解“团猪窝”的意思，更何况是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的外国读者。因此，在翻译时可采取意译加注释的方式，突显红色娘子军对抗恶势力的英勇精神。

顺应论指导下的地域文化英译策略

根据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的语言顺应论（Adaptation），语言使用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变化的，会受到语言结构、交际意图等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实现交际意图，语言使用者需要协商，在众多选择中选出适当的策略，使语言受众满意，因而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翻译活动需要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译者除了语言因素外，还应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采用适当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交际意图。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因而南北方在饮食习惯、语言表达和风俗习惯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在翻译蕴含地域特色的文本时，这种鲜明的地域特色虽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但也给译者带来了挑战：在传递地域文化内涵的同时，如何使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表达习惯和认知规律。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中也有海南的地方方言和民俗。例如，在“初战的声威”这一节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的屋主王阿婆，拉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们可千万要回来呀，阿敏，可别忘了阿婆！’”在这句话中，“阿婆”是海南当地人对女性长辈的尊称。在翻译“阿婆”这个称呼时，不可以直译为“granny”，或“grandma”，因为这两种译法较容易引起误会，西方读者会以为屋主是冯敏增的奶奶或者外婆。实际上，这个情节的描写是为了突出“军民一家亲”，表现百姓对红色娘子军的信任。另外，也不能将“阿婆”翻译成“Madam”或者“Lady”，因为这两种表达通常是用来形容贵族女士的，从文中可知，王阿婆只是普通百姓，与“Madam”或者“Lady”所指的身份不同。综合考虑，可将“王阿婆”译成“Mrs.Wang”，用归化的策略，更易使目标语读者理解。

又如，王文明劝诫冯增敏“不要‘定命’”，这里的“定命”指的是当时的习俗，女子婚姻由父母包办，通常在3至6岁时父母就会为其确定结婚对象并写下婚约，至16岁时，女子就要按婚约，嫁入所“定命”的人家。这一习俗一直持续到海南岛解放。报告里这一情节的描写是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重视妇女解放问题，帮助当地女性从封建习俗的束缚挣脱出来，投身革命。反抗精神也是红色娘子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若是在译文中进行大段的解释，会削弱对话的连贯性，影响阅读的“愉悦感”。鉴于文化的差异，可以将其意译为“arranged marriage”，意指包办婚姻。

“贫、中农成分”是文化专有名词，对于目标读者来说，理解其语意有一定的难度。“成分”指的是阶级成分，土地改革将农村人口分成四大阶级：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译者可采取归化策略，将“贫、中农成分”译为“poor or lower-class peasant”，用西方读者熟悉的关于阶级的表达来替代原文中的“成分”，使目标读者明白中国共产党平等对待贫农和中农。

红色经典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的启示

做好对外传播，讲好海南建设自贸港故事，提升海南的国际形象是一项新的课题。加强自贸港的外宣工作，需要突出地域特色，打造文化符号。海南除了海洋文化外，还有独特的红色文化——“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形成于琼崖革命时期的“琼崖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而红色娘子军精神又使得琼崖革命精神带有地域特色，有别于其他革命精神。因此，需要扩大红色娘子军经典文化的传播内容，多方面展示红色文化；根据不同的文化载体，多模态翻译红色文化资料；借助新媒体技术，多渠道讲述琼崖革命故事。充分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构建海南的新形象。

参考文献

[1]朱世龙.促进红色文化国际传播[N/OL].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10-27[2022-07-20].http://sky.cssn.cn/gd/gd_rwhd/gd_ktsb_1651/zxxsdhswhjzyjsll/202010/t20201027_5201545.shtml.

[2]刘文韶.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EB/OL].(2014-10-09)[2022-07-21].http://hnszw.org.cn/data/news/2014/10/73480/.

[3]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New York:Continuum,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