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意传承

深刻理解文化遗产的内涵，保护并传承好我国各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继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明确文化遗产范围，深刻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相关论述，进而对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意传承提出切实可行方法：加强对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进程、有效应对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本问题、促进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文化遗产界定

（一）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有关部门在经过多年的详尽研究后，对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严格界定：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性、艺术性和科学研究价值的文物实体，其中包括不可移动的文物，例如古遗址（古长城）、古建筑（明清故宫）、石窟寺（云冈石窟）、石刻（大足石刻）以及其他重要史迹（秦始皇陵）等；还包括可移动文物，例如出土的艺术品、重要文献、图书资料、名家书画名迹等；以及在建筑式样或宗教等方面具有审美和研究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的定义略有不同，我国将其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结晶，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共计42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深刻意义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历史长河中人类智慧的结晶，体现着古人对生活的态度。通过对文化遗产深刻内涵的发掘，人们能够对文明的起源、历史发展的脉络形成更清晰、更系统的认识，由此更明确未来的追求。保护与传承我国及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不仅有利于宣传人类历史中的先进文明，使民众铭记历史，还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共情与理解。此外，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缩影，也是国家现代文化发展繁荣的根基。只有珍视历史上逐渐积累而成的文化遗产，才能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世界各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代表着其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类异彩纷呈的绚丽文化篇章。所谓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不仅是实现人类文明多样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造福人类千秋万代的重要事业，其对于增强国家意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实现民族文化复兴都有独特的意义。然而，在人类文明长期发展和现代消费文化的影响之下，全球范围内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面临各种困境。各国需要根据发展现状，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制定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策略，推动文化遗产及相关产业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文化遗产行业与社会其他行业进行融合发展，以便古老的文化遗产能够获得新生。

如何有效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

（一）加强对革命文物的保护传承

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重视对革命文物的保护以来，我国社会各界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成效显著。2013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前往了西柏坡、陕甘宁革命老区、贵州遵义会议旧址、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浙江嘉兴南湖红船、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等重大革命纪念场所。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他曾亲身前往党一大会址及党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革命根据地。这些纪念场所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经历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动荡与考验，最终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及之后所经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习近平总书记表示，重温那些革命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来的艰难困苦，灵魂和精神都为之震撼。对此，我们更应加强对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充分利用各类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二）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

1.实践可能性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513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的11.7%；2019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4.4万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4.5%。由此可见，我国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得到了一定满足，而原本小众的文博文创产业也逐渐成为社会新风尚。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自信正在实现互动激励，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为此提供了极大助力。例如，2007年故宫文创团队起步，2008年故宫淘宝上线，此后故宫文创产品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从文具到餐饮用具再到美妆个护产品，故宫博物院俨然成为我国的热门“网红”。

与此同时，如何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有效传承利用，并在最大程度上发掘其现实价值，成为长期以来最困扰文化部门的难题之一。而数字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为平衡“三好”(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提供了最为高效的解决措施。数字技术是可被电子计算机识别的二进制数字运算、加工、存储、传送、还原的科学技术，可以有效实现多媒体融合。现代数字技术可以应用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在进行文物“数字克隆”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文物原状，为长期保存、系统研究以及公共展示、文创开发等环节创造数字孪生环境。正是数字化技术的日益普及，文化遗产的商业化、产业化开发才成为文化部门得以广泛开展的业务之一，这不仅有利于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增强人类文明共同体意识，还能有效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文化遗产创造巨额经济收益，不仅得益于数字技术的东风，还离不开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大力支持。我国相关部门表示，要将中华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战略进一步具体化、实践化，并不断完善相关行业的法律法规。这些举措更进一步表明，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我国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产业化的实践具有极大发展前景。

2.版权挑战问题及应对措施

将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宣传，随之引发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版权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利用技术复制出的文化遗产是否还具有独创性，以及文化遗产的数字复制版本是否受法律保护。对此，西方国家大致分为两种意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具有文化遗产性质的各种形式的复制版本均不应获得版权保护；而法国、意大利等其他西方国家表示，与一些专业化技能及其劳动成果有关的文化遗产可以被官方授予版权保护，这样的先例无疑为我国文化遗产的数字复制应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版权保护经验参照。

因此，在我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当下，对文化遗产数字版权进行全面有序的确权与管理是值得重视并须尽快完善的。所谓“知识共享许可协议”，指的是一种具有全民普适性的文化遗产数字版权主张模式。这种数字版权保护，不仅鼓励了文化数字版权的共享与传播，还能保留开发商对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化运营的权益。而对于一些非公有文化藏品的保护与开发，明确其数字化版权也更有必要性。明确文化藏品与文化遗产的公私边界，不仅有利于促进文物公共保护，还能有力推进我国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此外，根据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预测，文化遗产的数字版权确权不仅需要制定确切的相关制度，还需要兼顾社会各行业的利益相关方，同时也应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发展前景，以便提供有的放矢的针对性措施。

此外，文化遗产衍生出的数字产品和数字资产与其一样，也具有公共属性。非营利的文博管理机构合理利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管理文博数字化资产，也能兼顾公益性和全民性。据有关专家预测，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在各行业的进一步普及，数字经济也会日益成熟。文化遗产数字版权能够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永久可追溯确权，在畅通公益性大众共享的同时，给予那些参与文化遗产数字资产商业化的“原创性”机构或个人一定程度的回报与激励，比如基于文化遗产数字版权的NFT变现。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数字技术日益成熟，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路径可以很好地提升保护、传承与创新利用文化遗产的效率，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可与其他国家互相交流，借鉴经验。“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有关部门下一步应当重点关注“分类采集梳理文化遗产数据，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与“建设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等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当然，在开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的同时，也要对其中涉及的数字版权确权和保护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和严谨应对。

（三）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近年来，文旅融合的发展理念重新塑造了文化遗产行业和旅游行业的关系。文旅融合和文创产品等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成为文化旅游发展的新朝向和旅游经济的新增长点。同时，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衍生创意产品也在开发中，以故宫文创为例，全国各地纪念馆、博物馆都在尝试开发新兴文创产品，例如将盲盒经济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举办线上线下博物馆文创产品展览会等。此外，开发并保护乡村文化遗产，推动其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也成了现在文旅融合的重点课题。面对乡村文化遗产资源与乡村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境，我国相关部门正在展开具体、有针对性的研究，探索其资源保护和合理化利用的创意性实践路径，旨在实现文旅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更上一层楼的双赢。

然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造成了全球90%以上文化遗产地旅游业的停摆。这不仅给文化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威胁”，也对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近期出台的多个文件都提出利用新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展示和利用。从早期的光影效果、3D虚拟到现在的虚拟现实技术、AR展示，再到目前的声光电技术与AR/VR技术相结合的演绎再现，这些技术使人们对文化遗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今，文化遗产的价值已经远超遗产本身，这种数字化再现本质上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的结合形成感官刺激，将游客本身和遗产的故事情节串联起来，其在旅游学术界被称为价值共创。

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居民发展关系的角度来看，许多地方性遗产已经成为社区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民众自身也构成了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一部分。当民众因遗产保护问题而迁移离开时，无论是遗产保护本身，还是遗产旅游发展，都会受到千丝万缕的影响。对八达岭长城的岔道村案例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当初为了保护遗址让民众搬迁，还是后来为了旅游发展让民众搬迁，其结果都是民众不在时会产生与预期相差较大的结果。因为民众既是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是当地旅游吸引物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是遗产保护和当地旅游发展的参与主体，如果其不存在，整个保护与发展工作将难以持续。当然，这个案例的特殊性在于，这些社区居民的生计本身具有可持续性。至于对其他文化遗址地区保护与发展的借鉴性，则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考虑和改善。

要发展文化遗产旅游，文化遗产保护与游客体验的平衡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游客到访文化遗产地的动机，以及游客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体验。专注于文物保护的专家大多无法理解那些只在乎拍照打卡而不关心遗产本身的游客。但从对游客体验的研究来看，其实游客类型是多样的，有兴趣对文物进行钻研的人只是一部分，大部分游客只是出于观赏和跟风前往。所以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中，首先要对游客进行分类，根据其动机以及体验深度进行区分。大致可分为：目标型游客，即有着强烈的文化动机并且有深度体验的游客；随遇而安型游客，没有明确目标，但既然到了文化遗产地，也就顺便观赏；完全无所谓型游客，即对文化本身完全没有兴趣，只是出于跟风凑热闹前来，他们关注的只是文化遗产的娱乐价值。

这个现象又引起了业界关于文化遗产价值的讨论，因为专家口中的文化遗产价值和游客所理解的并不相同。文化遗产价值通常是指历史、科学、美学等艺术价值，但随着文化遗产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关注，且由于关注点不一样，其价值理解也不一样。例如，游客登临长城游览时，主要是受感官刺激吸引而前去体验；或者是受“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号召和“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感染而登长城。

总而言之，要深刻理解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新利用的重要论述。立足于数字化时代背景，实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意传承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强对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实践进程、推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当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遗产，讲好文化遗产故事，走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意传承之路，将中国文化遗产的名片打向全世界，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际影响力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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