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下古籍影印的探讨

新媒体时代下，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怎样把电子数据的优越性在古籍中体现出来，可以从选题开始探讨。选题是图书出版流程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型古籍影印图书的出版有其特殊性，现对古籍影印出版选题和策划的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读者对象、规模、印数、定价、数字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简要讨论。

古籍影印的有关政策

“编辑学”这一名词首次在我国提出，是在李次民的《编辑学》中。之后，陈仲雍在《科学地编辑与编辑的科学》中，呼吁建立“编辑学”学科，研究编辑规律。1983年，钱学森提出，“编辑工作也是一门科学，要研究它工作中有什么规律”。同年，胡乔木在给教育部的信中说，“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建议在高校开设编辑学专业，并提出了建立编辑学专业的一些具体意见。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首次编列“编辑学”条目。1999年版的《辞海》新列“编辑学”专条。在《辞海》（第六版）中，“编辑学”条解释为：“研究传播媒介中的编辑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任务是对凝聚于各类出版物、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等中的编辑劳动的性质、任务、方式、价值进行阐述，并对编辑工作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联系与影响予以分析。按编辑工作对象可分为图书编辑学、刊物编辑学、报纸编辑学、电子出版物编辑学、广播编辑学、音像制品编辑学、因特网出版物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等。”《辞海》（第七版）中，“编辑学”条解释为：“研究传播媒介中的编辑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主要任务是对凝聚于各类出版物、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等精神文化产品中的编辑劳动的性质、任务、方式、价值进行阐述，并对编辑工作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联系与影响予以分析。按编辑工作对象可分为图书编辑学、刊物编辑学、报纸编辑学、电子出版物编辑学、广播编辑学、音像制品编辑学、互联网出版物编辑学、影视编辑学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出版工作由编辑、复制和发行构成，编辑是出版物复制和发行的前提，刘光裕先生认为“编辑学的研究必须着眼于编辑活动”，他强调了编辑的价值，并提出了“有出版才有编辑”的观点。他在《怎样理解编辑的概念》中，认为“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处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行的种种出版前期工作”。没有编辑工作，出版物的复制和发行就不能进行。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复制和发行的效果。

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2020年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编制“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和2021—2030年国家古籍规划的通知》也提到了整理出版古籍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校勘就是对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整理古籍的目的就是为研究者们提供一个最可靠的本子，尽量恢复古籍本来的面貌。2021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的文件中，公布了首批向全国推荐的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意在为广大读者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要之书”“最善之本”，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文学家、艺术家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有责任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古籍影印选题的价值和对象

大型古籍影印图书的选题与策划应主要从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两方面来看。文献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文献汇总，是不是填补了学术空白的文献，是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的精品，是不是从未披露过的文献的汇总，是不是某一学科领域中集大成的文献，是不是尚未出版的选题等。当然，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越高，选题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大型古籍影印图书的选题论证也应该群策群力，慎之又慎，多听目录版本学家、相关学科专家、资深老编辑、以销售大型图书见长的书商等的意见。把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全面了，才能把可能发生的风险降到最低。

选题是图书出版流程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古籍影印出版也不例外。古籍影印出版与一般图书的出版又有不同，主要是古籍影印出版全部是旧书重印。因此，不少人认为不需要在选题与策划上下什么功夫。但事实并非如此，古籍的影印出版是经过编辑或编辑团队的深思熟虑后的排列组合，目的是使原有古籍焕发出新的活力。因此，首先要明确购买者的人群定位。第一，影印古籍的购买者主要是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和大中型图书馆。这一类购买者购买力高、数量少，因此由多种图书合辑而成的丛书适合这类人群。第二，要应学术界研究工作的需要。要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因此可以编制专题类丛书，要小而精，这样可以使原本分散的史料物尽其用。而且后期的宣传与销售也要有针对性，因为这类丛书体量小，一般对这类丛书有兴趣的读者也是有能力且会购买的读者。第三，从商业经营来看，丛书的组合方式也灵活多变，因此要优化资源。大型丛书可根据专业内容进行拆分，专题丛书也可以进行整合，以扩大图书的销售规模。

古籍影印的选题规模

有了明确的读者定位，在选题规模上就可以有的放矢。对一些读者面过窄的丛书，规模不能太大，否则销售起来会有困难。而对一些读者面较宽的丛书，规模太大，也会产生销售问题。对此，可以采取分编出版的方式陆续出版。分编出版时要依据影印古籍的出版规律，均衡搭配，不给购书者更多的选择余地。还可以使用打包搭售的方式，将比较珍贵或价格昂贵的古籍资料与价值或价格相对较低的古籍资料进行搭配组合，以达到效益最大化。

从现存古籍整体来看，古籍是稀缺资源，属于被抢救和被保护的对象，因此，这种打包搭售的方式完全是可以的，这一方式也可以使大量看似不重要、价值不高的古籍资料得到保护并得以传承。古籍文献价值的高低是相对的，价值的高低转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古籍影印的书稿形式和印刷问题

古籍影印的书稿形式主要有古籍原书、缩微胶片、早年出版的古籍影印图书三种。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统计，现存古籍善本中属于传世孤罕本的有4.5万种之多。在古籍收藏馆中，国家图书馆是第一收藏大馆。在使用高校图书馆的古籍时，可以采取共同编辑等方式，因为高校图书馆古籍部的工作人员一般都熟悉古籍整理业务，又经常参与采购图书，与他们合作，不仅能使古籍影印出版的质量得到保证，还可以节省出版社的人力。同时，与藏书单位打交道时，应考虑一个长远的规划，以降低费用，扩大古籍的使用数量。古籍收藏馆中一般都有古籍缩微胶片。对于规模较大的古籍影印项目，可以选择缩微胶片，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复制开支，还可以缩短图书的制作周期。另外，民国时期出版了一批印制精良的古籍影印图书，可将其用作影印底本，以便查漏补缺。

古籍由于时代久远，纸质与墨色已经发生改变，在进行拍摄或扫描时，应该注意不要损坏古籍。古籍篇幅大小不等，还有眉批、加注等，这些内容在编辑加工时应该进行前期处理，以便印刷。现在多用硫酸纸复制后晒版，而不用照相或胶片，这是因为这样印刷出来，成书后的版面效果与古籍的特征很吻合。而且古籍影印印量虽然大，但印数少，这种用硫酸纸复制后晒版的工艺，制作价格也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节约成本。

古籍影印中的版面设计和安排

前文提到了古籍版面篇幅大小不等、字大行稀、成书尺寸大而版心小等问题。为了缩减影印古籍的篇幅，使其便于使用并降低成本，可以缩小天头、地脚等地方，使全书风格统一。为了使用方便，符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双面印刷，每页放上原书的半个筒子叶的内容。另外，也可以设计成双栏，将一个筒子叶打开，每页上下并排放两个筒子叶。但这种设计会使原书缩小很多，文字过小，会影响阅读。古籍影印还有一种方式——仿真印制。仿真印制不是仿真制作。仿真制作不仅需要在仿真印刷方面依照原书，还需要在材料的使用、开本大小、装帧形式等方面严格依照原书。而仿真印制，是通过制版印刷的工艺，还原古籍原书的图像效果，并不计较材料与装帧形式。古籍的仿真印制比仿真制作的实用价值更高。

大型古籍影印图书涉及的古籍品种少则数百，多则数千，而采用什么底本由编辑决定，这就要求编辑必须具备一定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知识。影印底本的确定，一般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提出意见及名单。当然，在访书过程中也会出现原定的本子找不到，原书漫漶不清、缺损严重等问题，这就需要与版本目录学家沟通，再决定替换的本子。影印底本一般年代久远，难免有污渍、破损等现象，这就需要描润。而为了保持原书样貌，一般只作去灰底、墨点、污渍的工作，不涂描字迹笔画，以免因误认而增加新的错误。文献因年代久远，个别叶子可能无法阅读或有所缺失，这种情况就需要配叶和补叶。配叶和补叶的原则是配补上的叶子必须与原书是同一版本，行款完全一致，配补上去的叶子与前后叶能连起来且完全能读通，否则不能配补。

古籍影印中的印数和定价

古籍影印出版一般规模较大，不管是制作周期还是销售周期都较长，所需资金多，仓储成本高。为规避风险，首先要明确购买用户，对此前面已经提到。其次，还可以参照其他出版社同类图书的发行量及本社的发行能力，采用边制作边征订的方法，确定一段时间内的印数，这样就可以避免因造货不足导致的利润流失。另外，印数与定价是密切相关的。大型古籍影印图书有其特殊性，其购买者也较为固定，所以一定的、合理的定价幅动，一般不会引起市场份额的变化。不过，由于大型古籍影印图书制作成本高，客户相对稳定，短期内无法重印，资料珍贵，有升值空间等，一般采用“少印数、高定价”的策略。最后，古籍影印图书还要考虑不同使用对象不同定价的原则，专业工作者需要注重内容质量第一，而普及读物要注意用低价位打开市场。

古籍影印中的数字化

从收藏和利用角度来看，电子数据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古籍由于其特殊性，其向电子信息转化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数字化的古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扫描仪器直接获取的古籍的图像形式，二是通过人工或计算机技术把古籍中的文字录入计算机形成的文本形式。古籍影印出版大多采用第一种图像形式。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对文献原件色彩、细节的再现等的能力已非印刷品所能及，而且对古籍内容的使用、普及、超文本链接等方式，都会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利用方式。

2017年文化部印发的《“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中明确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展览展示、数字化服务、影印出版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中华古籍的揭示和利用，发挥古籍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服务功能。”古籍整理工作的对象虽然是陈旧的东西，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是现代人，因此，我们要用现代的眼光分析古籍，传承古籍，从中汲取营养。2018年的专题节目《榜样3》中，介绍了中央编译局原局长宋书声，他曾参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审稿工作，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坚持“用一辈子做一件事”，默默无闻几十年，将马列著作翻译到国内，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传播。编辑应当以宋书声先生为榜样，除了熟练掌握必要的基础知识外，还应自觉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对待稿件要审慎，特别是在涉及重大政治、领土、民族关系等复杂问题时，要冷静、谨慎；在对待习非成是等问题时，要有版本依据和裁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