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建议-文化产业网

广西古籍档案工作是党和国家古籍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专题研究，既是积极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准确把握新时代广西民族工作发展方向、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在“十四五”时期，广西古籍档案工作者应结合新时代古籍档案工作的要求，以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一方面通过“强优势补短板”着力完善高质量的古籍档案利用体系，另一方面鼓励“多元参与”扩大古籍档案工作主体范围。

问题提出与研究缘起

202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自颁布和印发《意见》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纷纷对古籍档案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解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武杰对宁夏数字化古籍整理工作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意见》对下一阶段的宁夏古籍工作提出了相应建议[]；高京斋从地方志的角度对《意见》进行解读与思考[]；严峰、顾雷等基于《意见》对新时代大学出版社的古籍工作现状和发展路径进行了探讨，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当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发挥自身优势，以知识服务为办社宗旨，探索“古籍+”工作新范式，做好“中间人”，不断激发古籍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拟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对广西古籍档案工作进行探讨。一方面，学界暂时还没有专门针对广西古籍档案工作的研究，该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另一方面，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在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该课题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性。基于此，本研究首先从广西古籍档案工作现状出发，梳理“十三五”时期广西古籍档案工作的成效与相关经验；其次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新时代古籍档案工作的要求，分析当下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存在的不足；最后对后续广西古籍档案工作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为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十三五”期间广西古籍档案工作成效

“十三五”以来，国家加大了相关政策支持力度，因此全国古籍档案工作得到了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广西古籍档案工作也得到了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十三五”期间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取得了如下成效。

（一）资政能力不断提升

古籍档案在宣传教育、理论建设、思想引领、决策咨询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十三五”以来，广西古籍档案工作资政能力实现了新发展，取得了新成效，迈上了新台阶。“十三五”时期，广西古籍档案工作不仅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服务脱贫攻坚等重大活动中表现不俗，而且在大力推动广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古籍档案工作者通过精选民族工作古籍相关档案，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力度，推进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等工作方面发挥了“存凭、留史、资政、育人”的独特功能。广西古籍档案工作者充分利用各族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促进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同新时代党和国家的要求相一致，同少数民族群众的需求相结合，以开放、包容、欣赏、学习的心态增进各族群众交流，为各地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建设丰富多彩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法治建设有序推进

为了有序推进古籍档案法治建设，广西古籍档案工作者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利用民俗、信仰，结合区内各民族思维方式、生产生活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古籍档案法治宣传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对规范广西古籍档案管理，加强古籍档案领域依法治档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全国古籍档案工作法治建设大步前进的同时，广西古籍档案工作的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十三五”期间，古籍档案工作人员结合广西实际，制定和完善了《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办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搜（收）集整理工作方案》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和工作制度，对古籍档案工作的建立、保管和查阅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对增强全民古籍档案法治观念，加强广西古籍档案工作法治教育宣传，提升广西古籍档案工作人员法制素养，提高广西古籍档案工作法治化治理水平，推进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全面依法治档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总之，“十三五”以来，广西古籍档案普法宣传工作的常态化开展，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广西古籍档案工作法律法规的社会宣传覆盖面，提高了广西古籍档案工作法治影响力；另一方面，使古籍档案法治建设得到了有序推进与提升，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得到持续巩固和加强，并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三）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高

少数民族古籍档案是我国档案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古籍档案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完善的同时，广西通过梳理少数民族古籍档案，加大馆藏开发力度，找准古籍档案工作与服务工作的结合点，积极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古籍档案事业适应新时代，唱响古籍档案声音，提升古籍档案公共服务水平[]。如防城港市档案馆通过保护传承，让民族史料“聚”起来；通过梳理家底，让民族史料“亮”起来；通过创新运用，让民族古籍“火”起来。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注重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先后整理和出版了《万尾京族苏家族谱》《京族哈节盛事汇集》《京族传统民歌集》《刘女将传》等民族古籍档案，引导全市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示范市建设助力。“十三五”以来，广西古籍档案工作者在对全区各族的民俗、民歌、民间技艺等民族传统文化古籍档案进行抢救与保护的同时，加大了对各古籍档案单位业务规范、信息化建设、制度梳理、资源帮扶、条件保障、安全管理等古籍档案工作的指导与规范，全区各古籍档案工作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建议

“十三五”时期，广西古籍档案工作者在积极推进古籍档案工作发展实践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坚持“古籍档案工作姓党”是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其次，“依法治理”是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兴旺发达的有力支撑；最后，“以民为本”是广西古籍档案工作的初心和落脚点。目前，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古籍档案整体利用率有待提升。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广西古籍档案利用体系建设是突出短板，古籍档案整体利用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二是社会参与度不足，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当前广西古籍档案工作仍以政府为主，其他多元主体参与有限。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通过“强优势补短板”，着力完善高质量的档案利用体系

深入推进古籍档案利用体系建设，不仅是国家档案局“十四五”规划专门强调的一项重点工作，也是助力古籍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国家大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古籍档案的原始性、唯一性、系统性和丰富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在档案利用体系构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如文化优势、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生态优势、价值优势等。广西古籍档案工作人员应积极强化古籍档案优势，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集中力量补齐短板，进一步完善利用规则，消除古籍档案查询利用瓶颈，提升古籍档案利用能力，切实提高古籍档案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加大古籍档案资源开发力度，发挥古籍档案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着力做好新形势下高质量的古籍档案利用体系构建工作。“十四五”期间，广西古籍档案工作者不仅要主动提供一批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古籍档案资源，解读一些群众高度关注的古籍档案，开放一批服务性的惠民古籍档案，公开和整理一批群众迫切需要的古籍文件，还要牢牢抓住国家大力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利时机，突出工作重点，做好问题整改，加强机制建设，优化制度环境，强化规范管理，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提升古籍档案利用率，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广西古籍档案利用体系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开创新局面[]。

（二）鼓励“多元参与”，扩大广西古籍档案工作主体范围

治理是指在公共管理领域引入非政府力量，以弥补政府在管理和调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强调多重主体多维度协调合作[]。目前，广西古籍档案工作非政府力量参与不足，仍然以政府力量为单一主体[]。因此，“十四五”期间，广西古籍档案工作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体系，畅通社会监督渠道，丰富群众参与形式，增强公众参与实效，坚持区、市、县、乡、村多级联动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思路，通过国际档案日、少数民族节日等活动激发全社会参与古籍档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推进社会力量参与古籍档案事务的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凝聚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同德同向的治理理念，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之，逐步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群众参与体系，一方面要进行集中宣传，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展板、讲解民俗民约等多种形式，帮助广大群众了解古籍档案，增强社会古籍档案意识，不断提高古籍档案的收集、利用和服务能力，营造良好的古籍档案事业发展环境，提升社会公众参与度；另一方面要优化古籍档案制度建设，创新服务形式，集中展现古籍档案“存凭、留史、资政、育人”的独特功能，增强古籍档案治理主体之间的交互性，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度[]。

参考文献

[1]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EB/OL]. (2022-04-11)[2023-01-10].http://www.gov.cn/zhengce/2022-04/11/content_5684555.htm.

[2]武杰.宁夏古籍数字化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为调查样本[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22(04):131-136.

[3]高京斋.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方志古籍工作[J].红旗文稿,2022(11):39-42.

[4]严峰,顾雷.“古籍+”：新时代大学出版社古籍工作新范式的思考[J].出版广角,2022(12):21-25.

[5]多海.吉林省少数民族文献档案现存状况、整理、开发利用及存在的问题综述[J].兰台内外,2022(03):5-7.

[6]刘忠宝,赵文娟.古籍信息处理回顾与展望[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1,39(06):38-47.

[7]李明杰,张纤柯,陈梦石.古籍数字化研究进展述评（2009—2019）[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06):130-137.

[8]娄晓阳.我国档案管理地方立法的可操作性研究——基于31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文本分析[J].档案学通讯,2021(03):90-97.

[9]耿洪利.古籍纸背——明代城市管理珍贵公文档案再现[J].档案管理,2022(02):88-90.

[10]张美芳,李冰,王亚亚,等.国外古籍贝叶经本体保护与数字化抢救研究进展[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05):91-96.

[11]王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情况综述[J].古籍保护研究,2021(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