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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近几年实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外宣活动逐渐成为学术焦点话题。在民族文化的输出方面，翻译是民族文化外宣的一种重要途径。然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不但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具有多种形式和特征，这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哲学、风俗、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形态多样，分布立体，具有高度的环境适应性和全民认同性[1]。以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翻译，既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与影响力，又能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对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少数民族文化内在发展动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化翻译”理论简介
“文化翻译”理论首先由英国学者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提出。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2]。所以，翻译并非“纯语言”的行为，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也涉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巴斯奈特和勒夫菲尔（Andre Lefevere）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中[3]，二人进一步提出“文化转向”的主张，建议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关注文化对翻译的作用与影响。文化转向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将翻译研究凌驾于语言学科或者文艺学科之上的状况，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推动着当代翻译理论、翻译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一书中主要阐述了关于“文化翻译观”的观点。1.翻译研究不应该拘泥于语言层面，而应该把文化作为基本单位。2.翻译并不是两种文本之间的简单译码和重组，更有沟通的目的，应该让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能够互通有无。语言可以传播文化，与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透过语言可以让人认识各民族风俗以及该民族的思维特点与独特的生活方式等。巴斯奈特提出，若以文化比人之身，那么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4]。作为译者，除了对本民族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还需要对外国文化有所了解，即了解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3.翻译并非对原语文本的单纯叙述，而是追求这一文本对他者所产生的功能等值。在传统翻译研究中，翻译被认为是一种语言之间的静态转换，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译者应将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在译入语中再现原文文化，这样不同文化才能实现动态对等。巴斯奈特和勒夫菲尔同样提出了一个观点：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功能对等，译者可以对原文进行调整，即两种文化相差很大的情况下，译者获得了更多权利，原文可根据需要及时开展“文化整容”[5]。4.由于文化群体各自不同的需求，在各历史时期，翻译原则与规范可体现出差别。翻译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文化群体。纵观人类文化的发展，各时期会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方法或者标准，主要目的是适应不同群体的要求，如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这体现出早期佛教翻译的特点，后期则具有不同的特征，包括译者组成、翻译目的，等等。巴斯奈特以文化为翻译单元，将翻译的本质理解为：为了增进文化交流，通过译者实现译语与原语的文化功能对等，其中包括原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移植。巴斯奈特提出的“文化翻译”观点打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束缚，即只注重语言层面上的信息对等。这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有很大的启示，并为其提供了新路径。下面笔者将具体论述如何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外宣翻译中应用文化翻译的观点。
适配性
大多数传统翻译理论将语言理解为翻译活动中的客体，认为翻译就是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但是，翻译的文化转向论认为翻译要更加注重文本中的文化语境，不能囿于静态的语言符号转换系统。文化翻译理论阐释了翻译的实质：翻译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交流活动，目的在于重现原有语言文本的文化内涵，而非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码与编码。书中还阐述了翻译的目的：通过传递语言信息，达到文化交融的目的。书中针对翻译标准进行了阐释：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是衡量原语文本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是否通过译文得到表达。也就是说，如果读者从目的语所获取的文化信息与原语读者从原语文本中获取的文化信息等值，那么这样的翻译就是成功的。根据文化翻译理论的主张，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尊重原语文化，同时传达原语的文化特质。因此，这一理论可以做到文化层面的沟通和交流，也能打破传统语言学派的局限，展现原语的文化内涵。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文化翻译理论在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三姐非遗民谣中壮族文化的外宣翻译策略
以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为切入点，对少数民族文化外宣翻译进行审视可获得如下启示。
以文化为最基本的单元
巴斯奈特提出，翻译以文化为基本单元。根据文化翻译理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是为了打破语言障碍，增进文化交流。翻译的要旨在于各种文化的移植与融合。所以，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译介中，译者不应该只寻求字面意义上的传达，更重要的是要传递原文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就跨文化交际活动而言，译者要尽量将原文所包含的特有的文化在译语中进行移植。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风俗习惯及文化也有差异。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首先要理解这些文化词语所包含的深层次内涵，如果只是按字面含义来进行直译，或只是借助译者本人的民族习惯来翻译，容易导致读者不知所云。所以在进行翻译时，译者可采用增加注释的方式来增加文化信息，即增译法，有助于增强译文读者对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认识。
例如：
“我俩有情永相依，
狮伴麒麟不相离。
随它风狂暴雨骤，
水冲石头石不移。”
译文为：
We attach to each other,
As the Kylin keeps together.
Whatever wind and rain,
As the firm rocks never change.
(注释：Together with phoenix，tortoise and Chinese dragon, Kylin was an animal recorded i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These legendary animals are honoured as the Four Spirits. For Kylin, the male is called Ky,the female Lin.)
这首民歌中的“狮伴麒麟”是壮族文化中独特的意向，代表着两种吉祥的象征同时出现，互相辅佐。在古代文化中，麒麟、团狮出现的地方一定会有吉祥的事情发生。在壮族的传统文化中，麒麟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将其简单地翻译为Kylin并不能展现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所以译者在译文之后增加了文外注释，对麒麟特殊的文化意义进行了细致阐释，为异域文化观众提供了理念补充。这种跨文化补偿翻译是对信息适当而又适时的补充，对扫除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障碍以及有效传递源语文化信息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在少数民族文化的译介中，译者一定要记住：翻译并不只是语言层面上的变换，更多的是对文化进行传达。翻译时译者一定要将原文、译文分别置于两个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从而对翻译进行深入的了解[6]。这样才能将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风俗、信念和其他文化信息传达给西方读者，少数民族的文化才会被外界真正了解，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文化功能等值为翻译标准
巴斯奈特提出，翻译最重要的功能是要实现文化功能对等。因此，在进行翻译活动时，译者要使译入语体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就少数民族文化的译介而言，译者不能只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还应考虑到译文对译入语文化的作用。翻译时，译者获得了更多权利，原文可按要求增删乃至重写，实现了文化功能的对等。
例如，在刘三姐非遗民歌系列之三的《爱情歌》中，几乎每首歌都写到“哥哥”和“妹妹”。例如：
哥不连妹妹不忧，
再不打伞上门求；
三月桃花处处有，
四月春水到处流。
“妹”指男子对日思夜盼的心上人的一种称呼，与“哥”相对。这种称呼在壮族山歌中特别普遍。“姐姐”是一个很和蔼的叫法，只有男人对女人产生了好感才能这样称呼。如果翻译成sister，译入语观众将处于迷茫状态，由于sister是英文中姐姐或妹妹之意，它属于读者所生活的文化世界中很难被社会所认同的一种现象，所以sister明显无法表达出壮族文化独特的文化含义，甚至可能会造成文化误解。这时译者把它翻译为honey，从受众视角来看，其在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跨文化理解之桥，使译文与受众更加贴近，降低了译文的陌生感。译者在翻译时，应充分考虑观众的心理及文化接受程度。
刘三姐非遗民歌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现如今，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学界越来越关注译者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性。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拥有的“主观性和主动性”[7]，即译者为了达到目的，在翻译过程中主动采取的具体策略或方法。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确立后，颠覆了传统译论上译者“搬运工”的附属身份，并在翻译活动中确立了译者的独立性。译者的知识结构与艺术修养等，都会对翻译的过程和翻译的结果产生影响。
例如，在中文民歌或者诗词中，韵律大多使用的是押尾韵，而英文诗歌或者民谣中大多使用的是押头韵。在民歌外宣时，会把原文中的尾韵改成英文中的韵头，导致原文的韵味大大减少。因此，根据文化翻译观，译者在翻译时可以尽可能地保留中文原文中的押尾韵，如下面这首民歌。
柳州有个鱼峰山，
山下有个小龙潭。
终年四季人来往，
歌仙美名万古传。
这首民歌中的押韵分别在“山”“潭”“传”三个尾词中，属于典型的押尾韵。译者试着将其译为：
In Liuzhou the Yufeng Mountain is laid,
Under which the Xiaolong Lake is like a jade.
Seasons change, people come and go,
Sister Liu’singer’s fame never fade.
就少数民族文化的译介而言，译者一方面应该了解并尊重原有的语言文化，另一方面还应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若文化信息失衡，译者需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既要传递原文深层次内涵，还应有助于译文读者最大限度地领会原文主旨意义，由此实现文化功能上的对等。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常表现为动态，不表现为静态，还需结合语境、读者需，以及翻译目的等加以明确。
结语
巴斯奈特关于“文化翻译”的观点：翻译不只是语言行为，还是文化行为；翻译以文化为基本单元，实现文化功能对等。这些思想打破了传统语言学派在翻译研究中的局限性，为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注入了新的生机。尽管许多学者对文化学派翻译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背离了传统翻译理论以及语言这一翻译研究本体。但“文化翻译”理论强调“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强调翻译的跨文化性质和翻译对译入语社会的影响，对翻译活动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语言属于文化范畴，文化是由语言体现的。译者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翻译时，要充分考虑语境、读者需求、翻译宗旨等，运用灵活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努力在文化方面实现原文与译文的价值对等。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同时，表达出原文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将少数民族文化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1]Susan,Andre,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M].New York:continuum,1996.
[2]Susan Bassnett.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Routledge,2002.
[3]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4]傅勇林.译学研究范式:转向、开拓与创新[J].中国翻译,2001(05):6-14.
[5]杨仕章.文化翻译刍议[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0(5):18-21.
[6]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01):21-26.
[7]张莹.开启文化转向之门——评巴斯奈特《翻译研究》：第三版[J].中国比较文学,2006(04):168-1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