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摩人物心理

人物的创作在电影创作中是核心。对于人物的创作，有两个心理状态，即人物的“想要”和“需要”。

对于主角角色来说，其想要的东西或者想要达成的目标，通常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而主角角色需要做的事情则会更加突出整个故事的主体部分，并传达出故事的主旨以及对观众的情感产生的影响。角色的“想要”是外部可见的，观众可以在电影的开始根据剧情的描述了解主角的“想要”，这也为主角制定了一个目标。相反地，角色的“需要”是内在的，是在剧情的发展过程中赋予主角的，同时也为主角提供了动机与行动力。例如，1985年，罗伯特·泽米吉尔（Robert Zemeckis）导演的电影《回到未来》中，主角马丁在电影的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想要”，即他想要成为摇滚明星。随着剧情的发展，主角马丁暴露出他缺乏自信的缺点，这也使他需要寻找自信实现自我价值。整个故事也就围绕着主角马丁在帮助他人的过程当中如何找到自信进行展开。由此可见，角色的“想要”构成了角色外在的目标，而角色的“需要”构成了角色内在的情感或者性格。角色的“想要”和“需要”并不一定是统一的，也可能会出现冲突或者相互对立。例如由迪士尼影业出品的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中，主角朱迪想要成为一名警官，打破弱小的动物不能担任警察的偏见，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主角朱迪需要直面自己内心，消除对肉食类动物的偏见。在整个电影中，朱迪想要的事促成了故事的开端，同时也构建了外部情节。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逐渐从电影的外部情节深入到了内部情节，认识到整个影片想要表达的核心——偏见。

对电影中人物的“想要”和“需要”的定义，就是对电影中人物的外在和内在的定义。通过为主角指定想要达成的目标，可以明确地让观众了解主角人物的设定以及整体电影的故事内容。同时，对角色需要完成的事情的构成，是观众与角色之间的情感联结，可以向观众传递电影的核心价值观，让观众体会到艺术思想的重点。

创建人物弧光

人物，特别是主角的“想要”和“需要”的设立是从电影故事的设定开始一直延续到电影结局为止的。对于电影来说，结局并非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落。在结局这个段落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表达主角的“想要”以及“需要”是否完成来展现结局的完美或悲痛。在整个电影剧情的发展过程中，是在“想要”和“需要”两个基本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创建人物弧光。

在美国作家凯蒂·维兰德（K.M.Weiland）《创建人物弧线》（Creating Character Arcs）一书中提到了人物弧光对整个电影故事的重要性。人物弧光是指人物在故事过程中产生的内在与外在的转变，人物产生的这些变化如果可视化为一道弧线，那么这道弧线就可以展现出人物高光和低谷的曲折变化。

所有创作出来的人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作者需要为人物设置角色的缺陷，这样的缺陷会使角色随着剧情发展而产生外在或者内在的改变，而这整个过程就是在创建人物弧光。一般来说，人物弧光分为三种：积极向上发生改变的正向弧光，人物角色不发生改变仅表现成长发展的平向弧光，从幸福逐渐走向消极的负向弧光。人物弧光是加深电影故事深度的重点，能够映射出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人物弧光的正向弧光涉及一个“普通”人向英雄形象或救世主形象的转变，这与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1949年出版的《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中概述的世界神话中英雄的经历十分相近。在此书中，约瑟夫·坎贝尔通过收集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总结了一套通用的神话故事叙事结构，此结构也被众多电影所运用，被称之为“英雄之旅”。在“英雄之旅”中，人物首先要响应冒险的呼唤，在深思熟虑或因某些事件被迫加入冒险中。在进入新世界后，人物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挑战自身的弱点。人物通过一次次浴火重生，成长为英雄，并成功完成任务，获得胜利的果实。约瑟夫·坎贝尔在书中描写的“英雄之旅”正是正向弧光，即从普通人到英雄的成长和蜕变。

在创作正向弧光的人物时，需要一些缺陷与“谎言”塑造形象。正向弧光中人物形象的缺陷可以帮助人物从普通人成长为英雄，而“谎言”的设立是在人物故事发展的一开始掩盖人物成长潜力的身份标签。例如，在克里斯·哥伦布导演的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哈利·波特所面临的“谎言”是自己是一个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阿姨家的普通男孩，这为后期哈利·波特的成长提供了基础。

平向弧光与正向弧光十分相似，角色在成长的同时其本质和标签并不会发生改变。平向弧光的人物并不会像正向弧光的人物从普通人蜕变为英雄，其不会转变角色设定的本质，但是会从微妙的故事剧情中逐渐得到成长，或是克服内心的恐惧，或是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彼得·威尔1998年导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中，主角楚门在整个故事中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并没有拯救谁，最后也没有成为英雄。在整个电影故事中，他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质疑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思考，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成长。平向弧光中的人物并不会发生身份上的转变，而是更注重人物内在的变化，因此相对正向弧光来说，平向弧光适用于更多类型的角色。在创作平向弧光的人物时，需要注意角色并不会进入到新的世界，只是经历了某些事情得到了成长，拥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和世界观。

相对正向弧光和平向弧光带有积极意义且为人物带来正向成长和发展，负向弧光涉及角色因为作出错误的选择而逐渐衰落或堕落。这样的人物通常拥有一个美好快乐的开始，却会在面临困境时，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并作出错误的选择。在这当中，人物都是以悲剧收尾，要么死亡，要么堕落，要么失去理智。他们往往会自暴自弃，毁了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就是负向弧光的人物。对于负向弧光人物的塑造，K.M.Weliand在《创建人物弧线》（Creating Character Arcs）一书中提到了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典型的跌倒，其是指人物因为错误的决定而变得更加糟糕；第二种被称之为“腐败”，人物的性格被不断地激化，一直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最终妥协并逐渐堕落；第三种被称之为“幻灭”，是指人物发现了故事世界中的真相，从而揭露了一个悲惨的事实。负向弧光的人物并不是为了塑造一个恶棍或者恶魔形象，而是建立一个有人性的特例独行者。例如，托德·菲利普斯在2019年执导的电影《小丑》中，亚瑟·弗莱克就是典型的负向弧光人物，他在与黑暗的斗争中逐渐堕落。负向弧光是通过负面的描述来塑造一个放弃价值观的悲剧形象。

人物弧光的构建为创作的人物提供深度，增加人物的可信度。在电影中，随着故事的发展，角色的变化通常是实质性的，是从一种人格特质转变到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特质，抑或是产生性格内在的转变。人物弧光为故事情节的推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为此人物需要经历一些困难，从而提高自我意识。人物弧光为人物的塑造提供了真实性，在理论上建立了电影故事与观众之间的共情基础。

创作人物的人格

真实的人物可以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情感，从而产生共情。共情是所有影视类作品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只有构建起故事和观众之间的桥梁，观众才能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情感，从而更好地理解故事中所讲述的道理以及电影中所蕴含的主题思想。为了保证所塑造人物的真实性，为人物填充行动是必要的，而在人物行动的过程中赋予人物主观能动的人格是十分关键的。

著名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人格结构理论中提出，人格被视为从内部控制行为的一种心理机制，人物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特征或行为模式都被这种心理机制所决定。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在塑造近乎真实的可以与观众产生共情的人物的基础上，赋予人物独特的人格是建立影片人物与观众情感联结的最好桥梁。在弗洛伊德学说中，本我就是本能的我，主要处于潜意识之中。本我通过冲动性行为和形成意象得以表现，是最原始的生存准则。对于塑造的人物来说，本我就是作者所赋予角色的最原始的设定，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自我是真实的我，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影响发展而来的，是意识结构的部分。超我就是道德层面的限制，体现出道德伦理角度的“我”。

在人物角色的塑造中，人物会被本我、自我和超我所约束，且三者之间会相互冲突，从而体现出电影的戏剧性。例如，乔纳森·戴米在1991年导演的电影《沉默的羔羊》中所描写的三个角色，分别为联邦调查局的见习特工克拉丽丝、变态杀人犯野牛比尔和精神病专家食人魔汉尼拔，他们表现了不同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主角克拉丽丝目睹了屠夫杀羊的情景，而促使她拯救羊的行为意味着其道德和良心战胜了恐惧，超我在这一刻战胜了本我。而反观野牛比尔，他没有将被他谋杀的受害者当作人类或者是同类，这是泯灭道德的行为，表明了其本我超过了超我。而汉尼拔利用本我和超我，将富有知识的博士、彬彬有礼的绅士和一个食人魔这三种形象结合到一起，共同具象化了本我、自我和超我。

创作者在赋予人物人格的同时，也为人物赋予了行为准则，即其应该如何做事和说话，甚至对人物用怎样的语气和口吻，使用什么样的小动作或者微表情都进行了更加具象的刻画。塑造人物的目的是让人物动起来，只有活起来的人物才能被观众所接受。而被赋予人格的人物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更深层次的情感，从而更好地了解电影的核心内容。在文牧野于2018年执导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观众可以深刻感受到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因为每个人物在被设定为患者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不同的人格特点，这导致他们在相同的环境和处境下会作出不同的行为，从而丰富了整个影片的情感。赋予人物人格是影片与观众建立共情链接的重要手段，是一部好电影创作的开始。

创作人物的哲学意义

影视人物的最终表现是视觉和听觉双重的呈现，而人物的形象、言谈举止都需要寻求观众的认同，即将人物塑造的想法与行动相结合，赋予人物哲学的意义。结合人物塑造的“想要”和“需要”，明确人物在整个故事中存在的意义，并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方面分别体现出来。人物的“想要”和“需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想要”代表着理想主义，是人物想要达到或者完成的目标，是不可预见性的，是存在在人物想象中的；“需要”是充满了现实主义，直接决定了人物现实的需求，是需要人物产生行为动作才能完成的。因此，电影故事中的人物是基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背景，通过外在和内在表达理想化和现实化的意义。

理想主义为人物在故事中的出现赋予了存在的意义，例如韩国导演奉俊昊在2019年导演的电影《寄生虫》中，人物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就是一家贫穷的人希望得到富裕的生活，但仅这样的话，故事情节还不够丰富，所以故事中还有这一家人现实主义的行动，通过劳动换取报酬的理念。该影片同时掺杂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哲学意义，使得人物内在和外在出现了矛盾冲突，在电影中具体体现为享乐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哲学意义所塑造的冲突可以被观众所理解，同时也能够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加深观众对人物的理解与印象。理想主义为人物提供的是整个故事中的直接事件或主要事件，现实主义是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为人物填充可能会出现的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或紧急事件。“理想主义画骨，现实主义填空。”只有二者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才能更好地塑造人物内在的冲突。

此外，结合柏拉图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可以丰富角色的人物弧光。人物弧光反映了人物在故事中的整体走向，展现了人物的成长轨迹。但具体到人物的一些细节上，同样可以给人物提出以下问题：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目的？通过反问人物相关问题，可以不断丰富角色，塑造出成功的人物。

所有在人物塑造时所面临的哲学问题都具有戏剧性。人物的目标是外在可见的，并不会因为冲突或者某些事件的发生而改变，但其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个过程是富有戏剧性的，同时还可以赋予故事新的情节，决定人物最终能否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周白羽.影视人物建构研究：叙事心理学视角[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