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效视域下的地方文化出版探索 ——以“桂林考古及文化遗存”系列图书为例

有学者指出，地方文化“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内形成的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成果，是该地域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的表现……”“不同地域内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便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桂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底蕴自然也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本文以“桂林考古及文化遗存”系列图书为例，对以桂林考古和文化遗存为主题的出版成果进行梳理。

截至目前，“桂林考古及文化遗存”系列图书共出版6种，分别是《桂林文物古迹览胜》《桂林历史文化大典（上、下卷）》《桂林历史文化大典（精编）》《桂林名镇名村》《桂林文物古迹精华图录》《桂林文物》，总字数达300余万。该类选题在策划过程中始终立足于实际，坚持发挥出版社的选题优势，注重内容质量，与作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展开长期合作。

以考古及文化遗存为基础的地方文化出版之缘起

之所以从考古和文化遗存的角度观照桂林地方文化，缘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桂林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众多。

有出土成果显示，早在距今约30000年的石器时代，桂林就有人类生存的痕迹。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桂林拥有以宝积岩遗址和甑皮岩遗址为代表的史前文化遗址，以灵渠为代表的古代交通水利遗址，以桂海碑林为代表的古代摩崖石刻，以靖江王府为代表的明代藩王王府遗址，还有以雁山园为代表的古代园林，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红军长征突破湘江遗址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遗址等。保存完好、风格多样的文化遗存贯穿古今，见证着桂林的发展。

1982年，拥有2100多年建城史的桂林就跻身国务院公布的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列，随之，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历史遗存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与合理的利用。与之相应的，各种文物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得到了有效发掘、整理。古代遗址反映了史前时期人类的活动；古代城址则是桂林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窑址及其出土的文物，更是反映了古人的生活技艺、审美标准；而受到保护和修复后的古村古镇，则直接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建筑水平与生活习性。

对这些历史悠久的重点文物、独特的民族风貌、突出的地域文化进行分类研究，不仅可以完整地了解各个历史时期桂林的经济发展状况，还能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弘扬。

第二，考古工作完善，出土成果丰富。

自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裴文中、梁思永在桂林地区进行洞穴考古调查起，桂林的考古事业已经走过了近90载。桂林市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史前和历史时期（即有历史记载以来）。桂林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史前洞穴遗址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截至2017年，桂林市累计发现史前文化遗址169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桂林史前遗址群。以甑皮岩遗址为例，曾出土12000年前的陶器，“甑皮岩先民是现代华南乃至东南亚人的古老祖先之一”。

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以靖江王府及王陵为代表。靖江王府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王陵中遗迹、遗物的保存完整度也为现存明代藩王陵墓所罕见。靖江王陵出土的文物以青花瓷梅瓶最具特色，梅瓶数量多达300余件。

2022年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靖江王府及王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第三，出版成果较少，不为大众所知。

考古及田野调查工作条件艰苦，工作人员风餐露宿，除考古报告之外，少有精力编写其他著作。但考古队员常年深入田野工作，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材料，是最熟悉考古成果的一批人。团结这批作者，在考古报告之外，将出土文物及文化遗存以一种更为亲切、通俗的形式出版，一方面有利于将考古成果更为细致、通俗地展示出来，另一方面也能对考古成果起到一定的传播作用。

第四，出版社学科与选题的优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1990年左右便开始与桂林本地的文人学者合作。根据数据统计，到目前为止，与“桂林”有关的图书共200种左右，内容包括历史、考古与文化遗存、非遗、建筑、年鉴、旅游等，形式以画册和一般图书为主。这类选题中，较受欢迎的是历史类选题。以《桂林老板路（上、下）》《百年光影——桂林城市记忆》等为代表的历史类选题图书再现了桂林的历史旧貌和风土人情，还原了半个多世纪的桂林历史。非遗类选题主要关注重点板块，如民俗文化、方言等，亦有十余种图书问世。另外，在古建筑、人物、交通等方面也有所涉及。这些数据表明，桂林地方文化选题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优势选题，有固定的作者群体和稳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将本地文化机构纳入固定的合作对象中，打造系列图书。

第五，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时代要求。

2012年，国家发改委批复《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展规划纲要》，自此，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上升为国家战略，桂林建设国际旅游文化城也成为时代需求。出版工作人员的介入可以更好地协助作者从历史、人文、旅游等方面构建完整的出版框架，将更多专业的学术成果以一种亲民、大众化的形式出版，再现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底蕴。

该系列图书的出版过程

2017年，桂林市委市政府实施“寻找文化的力量，挖掘文化的价值”战略，力图推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精品。2018年，由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及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今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牵头，编撰了130万字的《桂林历史文化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得到市领导的大力支持，并成为桂林市2017—2018年度重点项目。

项目确定后，相关人员曾多次在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召开会议，对图书大纲的拟定、撰写人员的组织、编校人员的配备等工作进行梳理。在图书大纲的拟定上，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曾多次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进行沟通，最后确定在野外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归纳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线，系统地向世人展示桂林自史前至近代的历史发展过程。因其体例庞大，考虑以古代和现代作区分，上卷内容涵盖史前遗址、城池堡寨、古代墓葬、古代窑址、水利交通、山水名胜、历代石刻、名镇名村、历史建筑、靖江藩王、教育科举、宗教寺院共12个部分；下卷则包括近代史迹、红色文化、抗战文化、文化典籍、书画艺术、戏剧曲艺、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演艺活动、民族民俗、美食文化、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共13个部分以及附录，将桂林所有区县的文化遗迹囊括其中。图书一经出版，便被誉为“研究桂林文化必备的工具书”。

在拟定《大典》的大纲之后，相关人员又就该图书内容太多、不利于各板块信息的充足展示等问题进行了沟通。因此，在《大典》出版的同时，以各板块为主题的图书出版计划也在推进。《桂林文物古迹览胜》《桂林文物古迹精华图录》主要关注古代文化遗址，包括洞穴遗址、聚落遗址、古道遗址、王陵等，基本涵盖了桂林市区及周边县域重要的文物古迹，以文图相辅的形式，对文物进行了简要描述，大体介绍了其所处位置、大体样貌及其重要性；对一些重点文物的细节，又有放大的图片，从而简要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了文物古迹的特点。《桂林名镇名村》则聚焦2020年以前桂林市已获公布的14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全面介绍其历史沿革与人文典故。总之，这些图书能整体上反映出桂林地方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

在撰写人员的选择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始终秉持学术化、专业化的原则，要求作者熟悉桂林历史，掌握丰富的资料，在地方文化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力，掌握最新的发掘成果和资料，且有较高的写作水平。以《大典》为例，该书由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今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牵头，周有光担任总纂，参与撰写的作者共46人，都是活跃在一线的研究人员，因此图书的专业性和数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在出版过程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针对该系列图书做了编校力量的分配，指定专门的编辑与相关单位保持有效沟通，维护作者关系。

该系列图书的几个特点

从构思设计及完成情况来看，该系列图书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兼顾学术性和专业性。

以《桂林历史文化大典》（精编）为例，首先是在叙述方法上做到了详略得当。如“遗址墓葬”部分，先对该部分进行简要概述，介绍桂林古代遗址的考古历程及发现，然后分版块介绍史前遗址、古代城址、古代窑址、古代墓葬。各版块下又分列若干条目，如“史前遗址”下又分列宝积岩遗址、甑皮岩遗址等9处。每一处都清楚地记载时代、地点、遗址大小、保护级别等，再辅以图片，两相对照，极具专业性和参考价值。再如，《桂林名镇名村》全书涵盖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38个中国传统村落，详细介绍了这些名镇名村的选址、商贸、建筑、文化。正如该书主编周有光所言，“把这些散珠碎玉式的古镇、古村串联起来，整体呈现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

第二，兼顾权威性与实用性。

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是一个集调查、研究于一体的机构，肩负着研究和整理地方文化的任务。以上述图书为例，其学科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地方文化资源的整理、开发和保护，其拥有专业的研究队伍，队伍成员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为桂林地方文化遗存的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智力保障；二是为高校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材料支撑。从民间搜集到出土实物，其发掘和整理的成果是相关学科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这与高校的研究相辅相成，既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又能充实考古工作队伍力量，促其形成更多研究成果。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上述图书都以条目形式进行编目，读者可以根据目录快速查阅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如《桂林名镇名村》总体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三大板块，各板块下又以地区为依据进行分类，如“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下分阳朔兴坪镇、阳朔福利镇、灵川大圩镇、兴安界首镇、恭城恭城镇。读者在查阅到对应的内容之后，还可以在书中找到该遗存的年代、外形、现状描述以及各种细节的图片。在内容材料方面，上述图书搜罗广泛，论述精辟，符合工具书对实用性的要求。

第三，图文并茂，可读性强。

以考古及文化遗存为主要内容的图书涉及出土文物或历史遗存的外形、细节、损坏情况等，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插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现状进行展示。有了图片的加入，那些专业的考古词汇也就有了注解，文图互补，不仅丰富了图书的内容，更从阅读的角度减轻了考古类图书的艰涩感。

第四，形成了系列化、专业化的选题模式。

系列化选题模式的形成是一个细分选题版块的过程。首先，考古研究作为一项学科，有大量固定的从业者，专业人员较多，所以读者数量也有所保证。其次，国家政策对考古行业有较大的支持，可以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惠及出版行业。因此，对这一细分领域的深耕，有助于找到各作者、选题之间的联系，既有助于充分挖掘作者的潜力，也有助于给读者提供更为细致的图书产品，还有助于编辑精准把握选题的定位，专注于后期的深度开发。例如对于上述系列作品的出版，编辑便拟定了“三部曲”：专业的考古研究报告—分类整理的图文书—通俗的市场读物。以专业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变换内容形式，对该版块进行持续开发，以满足不同领域读者的多元化需求。

以考古及文化遗存为基础的地方文化出版的意义

第一，保存史料。此前，桂林的考古成果及文化遗存整理多局限在专业的考古范围内，体现为数据、信息的直接展示，多用于机构内部参考。以大众图书的形式进行呈现之后，考古成果及文化遗存开始流向社会，史料的保存更为多样化。

第二，溯源文明，观照当下。对考古遗存的发掘，有助于重构历史场景，还原历史面貌，发现更多历史信息，“考古学的发现一直在不断地刷新我们的视野”，不断地丰富和弥补史料中遗漏、散轶的历史。有学者称，“没有考古，人类就不知道历史，没有出版，人类也不知道历史”，相信这也是考古大众化、数字化大力发展的原因之一。将考古成果和文化遗存纳入地方文化出版，不仅是对当地文化的一种记录，也是考古大众化的一种体现。将文字和图片相结合，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历史与文物之美，能够加快其传播。因此，以考古和文化遗存为基础的出版工作不仅能记录文明，还能向当代读者展示穿越千年的历史风貌。

第三，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之，“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关注当地考古成果和文化遗存，是地方出版社的责任，这些出版工作将给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将反过来为业界研究者所参考、丰富和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关注考古成果和文化遗存将成为出版社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坚实的支撑。

对地方文化出版的展望

地方文化出版应重点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坚持以学术为导向，与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及学者合作，注重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谨性。地方文化出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随着研究和出版的深入，这些出版物必然会呈现思路清晰、板块明确的特征，为地方文化通俗读物的出版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分板块地对地方文化进行深而精的研究，可以丰富当地建筑史、人文史、交通史等方面的成果。第二，本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在选题策划时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使地方文化出版物特点突出，全面展现地方历史沿革和文化传承，实现历史性与当代性、专业性与通俗性、学术性与趣味性的完美结合。

关于地方文化如何“走出去”。第一，在学术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会推出与之相对应的通俗类读物。如《桂林文物》之后便会做成图文并茂的中小学生课堂读物，走进校园，让更多学生了解桂林。在今后的出版中，编辑和作者也会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市场图书、通俗读物的书写。学术读物通俗化，地方文化大众化，必然是编辑需要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二，加入地方文化研究机构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年轻学者关注新事物、乐于分享的特点也促使越来越多的冷门知识为大众所知，激起了网友的兴趣。地方文化研究的通俗化书写，必然少不了这一支年轻力量的参与。

地方文化出版工作与旅游建设的结合。第一，文化是旅游的灵魂。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设和打造，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合作，可以更有力地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研究的开展，促进历史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如对靖江王府与其他名人故居的修缮和保护、对甑皮岩遗址等考古遗址公园的介绍、对石刻和造像的整理等，无一不向游客展示了桂林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成效。第二，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在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细心整理和研究之后，可以更具针对性地推出旅游项目，以“研究+出版+旅游”的形式扩大地方文化的影响力，提高地方文化的知名度，让历史遗迹以研究成果的方式为大众所知，再通过旅游产生经济效益。例如，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在出版了一系列地方文化图书之后，开始计划建设一座考古类展览馆，致力于给观众带来考古发掘的切身体验。

地方文化的一系列出版成果，将与桂林山水一并成为桂林靓丽的名片，为桂林成为国际旅游文化城市添砖加瓦。

结语

地方文化出版是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多姿多彩的地方文化组成。地方文化的研究和出版对于弘扬本土特色文化、开发地方文化资源、留住乡愁记忆有着重要的作用。

地方出版社立足于当地，有赖于地方政策和资金扶持，其一系列作品的出版不仅丰富了当地学科内涵，提高了学科竞争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咨询作用。换言之，地方政府的支持推动了地方文化出版的发展，地方出版资源促进了地方文化研究的繁荣。出版社与当地政府、文化机构的配合还在继续，其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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