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现代价值的 新阐释

《商君书》作为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历来被学者所重视，注释和研究者代不乏人。张亲 霞教授的《<商君书>译注》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要的学术创新。一是集注解、原 文翻译、内容评述于一体，力求整体呈现《商君书》的思想全貌和时代精神；二是推动商鞅法治思 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发掘商鞅思想的现代价值。通过以 上三个方面的创新，《商君书》的思想内容表现出鲜明的整体性、时代性和科学性，对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大有裨益。

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持续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基本建成法治 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纳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重新注解和研究《商君书》，从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中探寻全面依法治国和全民法治教育的思想资源，是 当今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张亲霞教授译注的《<商君书> 译注》（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完成 的，其研究成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对该著作在普 及法家思想方面的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能够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商鞅的治国思想和治民主张，是近些年有关《商君 书》译注的难得一见的佳作”。总览全书，该著作还有一大 学术贡献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纠正人们对法家的认知偏 见，加强对法家文化的现代利用，具有守正创新的学术特 征。本文试着对该特征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求教于方家。 

重新理解《商君书》的新视野 

商鞅（约公元前395—公元前338），中国古代著名的 思想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曾两次在秦国“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使秦国国力大 增、风俗大变，为秦国后来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同时受兵家、杂家等各家 思想的影响。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携李悝的 《法经》入秦，先后以帝道、王道、霸道等治国方略献于 秦孝公。可见，商鞅虽是法家，但对其他诸家的思想也有 涉猎。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战国时期，学说林立，贵族 之家多让其子弟修习几家之说，以备不时之需。《商君 书·立本》中论及用兵之道，探讨军事与法治、军事与政 治、军事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提出法为治军之本，国 家要强大一定要抓住根本，使“法立”“法行”；《商君 书·画策》中论述了“制天下”之道，寻求民本之所在，认为“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在《商君书·赏刑》 中，商鞅指出明赏无赏、明刑无刑、明教无教。由此可 见，在吸取法家、兵家、杂家等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商鞅 最终选择以法为本，形成了以法家为中心，同时汲取其他 各家精髓的思想。过去，有人认为商鞅只有法家思想，从 而否定商鞅与《商君书》的关系，这显然不符合商鞅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历史。 这种整体性视野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和挖掘《商君 书》的学术价值。正如张著所言：“《商君书》整体上反映 了商鞅的思想。今天，我们不必去严格地辨别《商君书》每 篇文章的‘真伪’，而是将其整体作为商鞅及其后学的思想 反映。”从商鞅的思想发展经历来看，这个结论是站得住脚 的。值得注意的是张著这种整体性视野有助于挖掘法家的现 代价值，这是创新发展法家思想的重要前提。 

《商君书》研究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 

《商君书》是先秦法家的重要著作之一，现存26篇 （其中2篇缺失），由商鞅及其后学编纂而成，是研究以商 鞅为代表的战国中后期法家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秦国 政治制度乃至中国君主专制史的重要依据，具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和思想价值。正如著名学者高亨所言，《商君书》“阐 述商鞅的政治思想，也记载了秦国一些政治与军事制度，是 战国法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部珍贵古 籍”。然而，如此重要的著作长期以来却被“妖魔化”。汉 初兴起“过秦”的浪潮，将秦覆灭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暴 政”，认为其思想基础就是法家学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的正统地位由此确立 并延续千年之久。在以儒学为正统思想的封建社会，人们对 法家及其学说的评价大多比较消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提到，“观于商鞅、韩非诸家，可以知刻薄寡恩之非”。 可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君书》和法家学说无法 为人们提供正面借鉴，只能作为劝诫人们不可刻薄少恩的反 面教材。晚清时期，章太炎慨叹：“商鞅之中于馋诽也二千 年，而今世为犹甚。” 

近代以来，中国的学者们希望从中国法系的代表性著 作中找寻精神动力和话语资源，《商君书》因此重新受到重 视。其中，清人俞樾、孙诒让对《商君书》加以译注，成绩 最大。20世纪初，王时润、朱师辙等人先后对《商君书》重 新进行译注，可读性明显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 宽、冯友兰、高亨、杨树达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商君书》 进行研究，成绩斐然。改革开放以后，《商君书》的研究回 到了正常轨道。十八大以来，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持续推 进，我国迫切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重新解读和研究《商君书》也成为当今学者 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

张著对《商君书》的解读和研究，主要以中华书局出 版的高亨的《商君书注译》、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以及 石磊译注的《商君书》为基础，这三个版本各有所长。高亨 立足于音韵、文字、训诂，以严谨的考证为基础；蒋礼鸿引 证广博，择善、匡谬、补缺、阐发，树一家之言，更适合学 术研究；石磊的译文通俗易懂，更符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 张著采这三个版本之长，既注重学术性，又兼顾易读性，重 在阐释和挖掘《商君书》的学术精义和现代价值，使《商君 书》以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呈现在现代读者面前。正是因为 博采众长，张著才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从而使译注和研 究别具一格，表现出鲜明的创新性特征。 

《< 商君书 > 译注》的学术创新及其重要意义

张亲霞教授的《<商君书>译注》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 上完成的，是其长期以来严谨治学、勇于探索的成果。其译 注工作表现出鲜明的创新性，对《商君书》及其思想有独到 的见解。 

集注解、翻译、内容评述为一体 

《<商君书>译注》集注解、原文翻译、内容评述为一 体。其中，注解和翻译部分以高亨、蒋礼鸿及石磊译注本为 基础，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思想性 与艺术性。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发现，作者在译注这部法家经 典著作时，并不满足于从语言层面去阐释和把握它，而是希 望读者能够从历史文化、国家治理以及人生智慧等层面去整 体理解和深度认同它，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内容评述上。内容 评述是该书最具特色的部分，在注释和译文的基础上，重点 关注《商君书》如何分析和解决当时的各种复杂问题，并结 合实际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述，每篇述评皆置于译文之后，方 便读者对照原文、译文进行阅读。译注语言精练，内容直抓 问题的要害，为今日读者理解《商君书》提供了极佳的参 考，不愧为“理解商鞅思想的捷径”。如《更法》篇，记载 了商鞅与改革派代表人物甘龙、杜挚关于是否变法的大辩 论，作者做出了“脱故习所闻之稳，定利民爱民之法”的评 述，介绍了秦孝公变法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改革派与保守 派思想的特点和分歧所在，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反古易 礼”“法古循礼”进行了论述，指出法与民的关系，以及这 场辩论对今天做好立法与法治建设宣传工作的启示，使读者 在了解商鞅变法和社会治理思想的同时，关照当下，指导生 活，彰显出人文关怀。

自觉推动商鞅法治思想的创新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必须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才能从传统走向现代，真正成为当代人的思想资源和实践 智慧。《<商君书>译注》以“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自觉对商 鞅的法治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张亲霞教授高度重视对商鞅法治思想现代价值的阐释。在《自序》中，作者提到自己重新译注《商君书》的现 实意义，“加强法家文化的现代利用，纠正对法家认知的偏 见”。这种思想在整本书中贯穿始终，尤其体现在内容评述 中。例如，在《去强》篇的评述“循法定强弱，重刑彰利 民”中，作者指出商鞅的只有重罚轻赏才能富国强兵并显示 统治者真正爱护百姓的利民爱民思想很有意义，认为商鞅不 是从一时得失与利害的角度认识问题，而是从国家治理的效 果和角度认识重刑重罚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天的治国理政提 供了重要借鉴。作者还指出，《去强》篇提出的对人口的有 效控制、对人口的动态管理和对青壮年人口的精确统计，是 商鞅治理社会的一个亮点，也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人口和资源 管理思想，对于今天国家治理科学化有积极的意义。又如， 作者在《壹言》篇的评述“壹国务，抟民力，务耕战”中， 对如何形成统一的组织力和凝聚力进行了分析，包括传统文 化中公与私的关系问题，认为商鞅在这里主张为了国家之 强，必须堵住私人请托之门，这对今天的官吏治理有着重要 的现实价值。再如，作者指出《开塞》篇从人类治理与发展 的角度阐述了刑罚在社会治理中的必要性和法治思想的源 头。作者指出，与儒、道两家的治理观不同，商鞅的治理观 念是社会治理要关注道德，却不能为道德绑架。这种治理观 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发掘商鞅思想的现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体系的精华，也是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 指导思想。张亲霞教授在译注《商君书》的过程中，始终秉 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体现了坚持人 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对立统一规律等内容，其对《商君书》 的研究达到了新的科学高度。 

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扬弃商鞅治国思想。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 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法治建设要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商鞅变法的根本目标是以法的 原则来整合人心，进而实现雄兵强国，具有超越时代的 科学价值。“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战的主体是民 众，农战也许可以雄兵强国，但并不能直接给民众带来幸 福的生活。商鞅重视民众，但他是站在雄兵强国的立场上 的。张亲霞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兵雄国强，他（商 鞅）对于民勇、民怯、民贫、民富等的看法和主张都是在 这一目标下认知的。”这种立场与人民至上的科学立场是 完全不同的，商鞅爱民却不能真正富民利民，只会造成真 正的“弱民”，使民众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挣扎。张亲霞 教授这样总结，“不可忽视，《农战》中还体现了商鞅为了加强农耕和战争，主张弱民、愚民的治理方式，商鞅对 民的看法更多的是消极意义的”。张亲霞教授坚持人民至 上的立场，对商鞅的弱民之道进行了科学的扬弃，具有重 要价值。 

以唯物辩证法审视商鞅的国家治理思想。为什么商 鞅变法不能真正实现富民利民？作者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 析这个问题，认为商鞅既看到了国和民的对立性，又看到 了两者的统一性。“在国家治理方面，国和民的关系是一 对重要的矛盾。商鞅看到，国和民的对立性。商鞅在《弱 民》篇中强调民弱国强，二者成反比例关系……商鞅也看 到了国和民的统一性，其内涵典型地体现为商鞅对民富的 看法。”张亲霞教授在分析矛盾的基础上总结道：“由此 看来，商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民富，而是反对因富而 产生的怠惰，产生的安逸享乐，从而不能很好地在国家的 农战方面发挥作用。”张亲霞教授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指 导，既帮助人们发现商鞅对国与民关系的理性认知和商鞅 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科学思想，也帮助人们从哲学的高度看 清商鞅变法不能富民利民的真正原因。 

以唯物史观科学阐释商鞅变法革新的思想。张亲霞教 授摒弃过去把商鞅变法视为“刻薄寡恩”的错误认识，明确 指出商鞅这种治理观念具有深刻的伦理关怀，认为这是其可 贵和高明之处。“难能可贵的是商鞅认为每个时代有不同的 时代特征，人们的道德风尚和价值追求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产 生了巨大的变化。”“商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到了社会形 态与人类道德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张亲霞教授能够发现 《商君书》的可贵和高明之处，用唯物史观对其加以阐释， 并进行充分肯定，这既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商君书》治 理观的错误观念，同时也为今天准确理解和运用这些宝贵的 思想资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张亲霞教授的《<商君书>译注》具有明显的守 正创新特征，在对商鞅与《商君书》关系的理解上，勇于探 索，为研究《商君书》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张亲霞教授坚 持学术研究的正确道路，博采众长，在概念阐释、译注形 式、学术立场等方面均有重要的突破和创新，使《<商君书> 译注》的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并在，这也 使《商君书》的思想内容表现出鲜明的整体性、时代性和科 学性，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大 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