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西安城市形象传播与文化建构

城市形象的传播肇始于20世纪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是城市形象传播研究的开端。西安借助新时代的短视频影像生产，打破了主流文化语境与新时代新青年流行文化之间的屏障。西安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阵地，以年轻化的传播方式重塑城市形象，讲述西安城市精神。现梳理西安城市精神在叙事方法、审美共情机制、价值认同机制、媒介传播策略等方面的影像生产方式，挖掘新时代西安城市形象的新内涵。厘清城市精神中的市民精神、城市文化精神、城市理想三个维度，以期为西安城市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美国学者凯文·林奇于1960年提出了“城市意象”理论，该理论首次将城市形象以理论化的方式总结出来。他认为人们通过对所处城市外在环境形象的观察，形成了对城市的认识意向，而城市的形态又主要表现在道路、边缘、区域、节点、标志五个方面。

学界以往对西安城市影像的研究虽有一定的地缘色彩，但着重呈现大西北独特的自然景观、历史积淀，以“西部电影”为典型代表，以乡土意识、乡村情结为主要体现。新时代为西安城市精神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西安城市精神需要以当代城市居民为内容生产者，以历史记忆为起点，以精神情感为内涵，呈现出快速发展过程中与城市居民审美需求不断适配的内容。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占网民整体的94.8%。抖音发布的《2019抖音数据报告》显示，2019年国内景点播放量最高的10个景点中西安上榜2个，总播放量也最高。

短视频生产已经成为城市形象传播最迅速、覆盖面最广的方式。影像化传播结合视听等多种元素，打破了静态符号的城市形象传播，使城市形象进入以影像符号文本为载体的传播阶段，并逐步实现了罗兰巴特提出的意义生产的三个层次。从城市形象的外延意义（城市符号）到内涵意义（社会意识、情感的介入），再到“神话”诞生（接受认同）的递进，完成从城市形象到城市精神的转化。“城市文化精神形象，亦指市民精神、城市文化精神和城市理想，它是城市形象的内核和灵魂。”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到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再次强调“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黏合精神记忆与审美价值的影像文本创作被广泛运用到各个城市形象建构的策略中来。近年来，西安积极实施文化复兴工程，致力于唤醒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作为“一带一路”的文化枢纽，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标识地之一，新时代的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因子与现代传播场域。

短视频生产中西安城市精神建构的符号叙事机制

城市景观作为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通俗来讲就是指讲述发生在某个特定环境中的事件或活动，这种环境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如高楼林立的都市圈、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万里雪飘的冰原、漫天黄沙的荒漠等。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它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提出者是库尔特·考夫卡等。总体而言，场域理论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会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许多因素。任何形式、任何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都占据着一定的地理范围。这里所说的地理范围是人文景观、文化特色、民风民俗等元素形成和存在的根本条件。

城市作为人类自然生活、社会生活、生产活动的集中场域，城市景观（机场、车站、广场等）的符号化呈现有利于增强城市民众对集体的记忆和认同感。“一定模式下的群体行为，代表一个社会群体性的共性的认知，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于这种社交活动的精神依赖。”

城市景观本身具有传播的功能，可以作为宣传国家精神、文化、地区面貌的一种有效手段。西安城市影像中“西安高铁站”“咸阳机场”等地标性叙事空间的设定，形成了新时代的观念与文化审美心理，重新建构了城市文化。因此，西安城市精神在短视频影像的传播过程中具有了现代化的意义。

在短视频的空间设置中，城市景观摆脱了农耕文化的审美习惯，关注受众在建筑、街道、文化广场等城市物质空间中形成的新时代的观念与文化审美心理的转移。可以说，短视频影像正在重构城市文化与传播文化价值，城市景观的变迁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是集体的生活经验总结。

多元个体共建叙事主体

叙事主体是叙事交流过程中故事讲述的发出者，没有叙述主体就不会有完整的叙事交流行为。在影视作品中，人物是叙事的主体，是主要情节的发出者和承担者；有些时候，当影视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对情节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时，就可以把他看作一种“象征”、一种“符号”。在西安城市影像的建构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身份趋于多元化，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与社会分工特点。参与主体在个体的视角选择、内容选择等方面有很大差别，如有饮食、习俗、文化、各类人等。叙事不仅成为用户传递价值观的主要途径，也成为用户理解城市最便捷、最有效的工具。

历史文化表达叙事主题

位于中国内陆腹地的陕西省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具有陕北、关中、陕南的地域特色，孕育出了历史、农耕、红色、自然等独特、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西安城市影像的文本借助长安古乐、钟楼、大雁塔等历史文化因子，突显城市化进程中的地缘优势，以本土化题材为叙事主题，进一步强化西安的文化属性。

对城市影像进行类型化、模式化分类，以类型元素对城市影像进行产业化生产，为在文化传播的实践层面提高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内涵凝聚与精神生产意识提供价值指引。

短视频生产中西安城市精神建构的审美共情机制

仪式行为塑形情感经验

仪式是人类情感经验的文化塑形，关乎人类的信仰和行为。仪式通过情感互动来影响和达到文化目的。西安城市影像作为艺术作品，具有强“仪式性”与“精神性”的审美特质。西安城市影像常伴随着节日、庆典活动而出现，并在节日氛围中形成愉悦的精神体验。叙事主体则以仪式行为参与其中，完成对情感经验的文化塑形。

文化符号黏合审美体验

象征符号是指仪式语境中的物体、行动、关系、事件、体态与空间单位。所谓文化符号是从象征符号的维度出发，将符号之下的意义从符号的表象实践中剥离出来，以一种受众可感受、可感知的形式进行表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符号性意义包括假日庆典的仪式行为、具有文字属性的艺术作品、国旗的样式、色彩的感受等。受众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出发点，通过情感积累和知识经验，直观地对符号意义进行兼具个性与共性的解读。荣格在对象征符号的论述中提到，这类指涉性符号本身就是可认知的，因为其已经具备可指向、可认知的事实。但大多数仪式符号是浓缩型的，需要人们用情感去剥离出它的深层含义。

在西安城市短视频的传播过程中，文化符号高度依赖地缘属性，极具地域特色，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来自短视频影像的媒介化经验共同帮助受众形成了一种“个性化的地方意象”；与此同时，受众从直接经验和媒介化经验中获得了一些“一般性的地方意象”。在视听语言的呈现方面，除了上文提及的地域景观之外，基于语言表达经验的影像配乐符号主要包含具有方言特色的民谣歌曲《西安》《西安人的歌》等，以及部分旋律性较强的动感电子音乐，这些符号既契合主题需要，又为短视频用户提供了沉浸式体验。传播通过符号的建构、理解和运用生产了现实，同时黏合个体生命经验形成了共有的审美体验。

短视频生产中西安城市精神建构的价值认同机制

储存“社会记忆”，形成集体认同

影像生产作为影像艺术的新形式，能够使受众进入“浸入式”场域。西安影像视频中的大雁塔、钟楼、大唐芙蓉园、长安古乐等是对西安市民内在情感体验、文化观念的表达。其暗含个体与社会对待现实的态度，并储存了“社会记忆”，形成了集体记忆认同。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到，“景观同时将自己展现为社会自身，社会的一部分，抑或是统一的手段。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时，景观是全部视觉和全部意识的焦点”。正是由于这一领域是分离的这一真正的事实，景观才成了错觉和伪意识的领地：它所达到的统一只不过是一种普遍分离的官方语言，即某个特定时期的空间及空间上的物质与本体的集合体。建筑、语言、物质等为景观客体，人则既为景观又为主体，“景观”反映着人与客体之间的关联，承载着社会意识形态主体语境的变迁。

西安城市精神借助新时代的短视频生产，打破了主流文化语境与新时代新青年流行文化审美之间的屏障。西安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阵地，以年轻化的传播方式重塑城市形象，讲述西安城市精神。

影像是一种对“大众记忆再编码的方式”。不同的个体与群体对时代影像的记忆存在差异，但正是个体的差异性造就了群体记忆的基础。短视频的影像创作创造了“乌托邦”式的完美世界，并在“现代性”的流变下，撕开主体与客体的本质，并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消费社会，一切物与人都成为可被解读的景观。短视频影像创作则以个人记忆中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景观，描绘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幅幅鲜活图景。

整合市民精神和城市文化精神

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是政治性的。在其观点中，空间变成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在新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作为社会实践的场所和中介，标示出了这种实践的范围。也正是因为空间是权利生产和实践的空间，所以会出现稳定的群体阶级。

西安乘着短视频生产崛起的东风，借助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优势，可以在短视频中重塑城市形象的仪式，消解“游戏化”的城市记忆，整合城市市民精神与对外传播的效果。短视频生产以个体内容生产为依据，从西安市民稳定的文化身份出发，以共有的语言、行为模式、价值判断、文化习俗等为心理依据，将割裂的个体经验整合到城市理想、城市文化精神的情感层面，使长期的文化习性成为短视频影像的内在结构性支撑。

短视频生产中西安城市形象文化建构的媒介策略

善用话题标签，强化传播效果

在媒介与传播的研究领域中，新媒体可以通过将更多的地点带入人的感知而将传播的可能性扩大，所有的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并且深入地渗透到私人的生活、政治、经济、审美、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生活中，以至于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未经它们接触、影响和改变的部分。

传统媒体时代，城市形象传播应具备三原则，即叙事原则、分享原则和互动原则。2022年，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借助历史文化符号，运用空间属性强化传播效果，长期占据抖音热搜榜前三，日平均客流5000—6000人次。在新媒体平台中，故事框架体现为一个个话题标签。话题标签的采用可以使信息聚合，在用户点击话题标签后，本标签下的相关内容会被依次呈现出来，从而极大地方便了用户搜集信息，同时也能提高视频的关注度。

强互动性的“线上”传播矩阵

影像生产基于社交媒体，具有播放时长短、内容精练、互动性强的传播特性，受众在观看影像的过程中通过“微博评论”“朋友圈点赞”等形式同步完成对视频影像的文本再生产。西安城市精神的传播可以借助快闪形式，以文化宣传为落脚点，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强化文化的导向作用，从而为新媒体平台的西安城市精神传播提供理论支撑，将短视频生产实践转化为经济效益。

短视频生产中的西安城市精神建构与全球化传播

始于历史语境的地方性文化生产

陕西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同时鉴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历代封建王朝极其重视对该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让陕西成为孕育西北文化的主要地带，同时基于其自身的创造性，其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气质。

西安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因子与地缘优势，作为中国西部电影生产的重要地域，其在若干层面折射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逐层递变，并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镜片、艺术隐喻和文化标本。西安更应乘着新媒体时代影像创作的东风，以年轻化、民族化、本土化、程式化的特色进一步树立城市形象，打造强文化属性。

基于“一带一路”的全球性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带来的政策导向与经济支撑，为西安的城市精神建构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选择、观念习俗、价值维度。文化全球化冲破了以民族、区域为单位的壁垒，伴随着文化互动的速度不断加快，西安更应在全球化语境下以地方性文化为起点，进行全球性的文化传播。

2019年以后，西安影像文本内容逐渐丰富，研究对象逐渐聚焦，西安作为新一代的网红城市，急需在“仪式化”的传播策略中寻求新的城市精神传播路径。以往对西安城市影像的研究虽有一定的地缘色彩，但着重呈现了大西北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历史积淀，其以“西部电影”为典型代表，以乡土意识、乡村情结为主要体现。新时代为西安城市精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城市精神要以现代城市居民为内容生产者，以历史记忆为起点，以精神情感为内涵，呈现出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与城市居民审美需求不断适配的内容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