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万里和徐悲鸿交游与其绘画风格的形成脉络

马万里是近现代杰出的画家。徐悲鸿所倡导的运用写实主义和素描的造型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绘画的主张对他影响深远。马万里运用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花鸟画，主张学习西画应当“藏而不露”，逐渐形成了色相饱满又虚实相生的绘画风格。

马万里是近现代杰出的书画篆刻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他在诗词、绘画、书法、篆刻等方面皆有十分突出的造诣。他于1922年考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往来宁沪，与上海名流吴昌硕、曾熙等过从甚密，谈文论艺。三十岁以后，马万里云游四方，结识了黄宾虹、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张聿光、汪亚尘、高剑父、刘海粟等书画名家。他与这些名家交游谈心，相互借鉴，使自己的绘画艺术日臻化境。在这些名家之中，终其一生，对其艺术影响最为深远的应是徐悲鸿。徐悲鸿的绘画主张及绘画创作实践对马万里绘画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将马万里与徐悲鸿的交游放在时代背景下，就会更清晰地探索出徐悲鸿对马万里和广西美术的影响。这对掌握广西美术形成的历史和渊源，以及当今如何传承与创新广西美术有着重要启示。

徐悲鸿对广西的影响

明清以来，广西的绘画虽有名家名作，但影响不大。近现代以来，一大批绘画名家来到广西，推动了广西美术的发展，如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关山月、何香凝、赵少昂等。在这些前往广西的著名画家当中，就对广西的影响而言，首推徐悲鸿。徐悲鸿是中国近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他于1935年应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邀请，前来广西考察。他在此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创作了《郭德洁像》《广西三杰》等作品。1936年，徐悲鸿携作品到南宁主持广西第一届美术展。1937年春，徐悲鸿赴长沙、广州、香港举办画展后又返回桂林。1937年10月，徐悲鸿到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38年，徐悲鸿和时任广西教育厅音乐督学的满谦子积极倡导、筹建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广西省会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前身。其间，他在广西进行了采风、写生和创作，年底转道香港赴新加坡、印度，进行为期四年的海外抗日宣传、募捐筹款等活动，直至1942年经云南回国。1942秋，徐悲鸿再次回到桂林，做了“印度美术”的讲座，看望了李济深。1942年底，他招聘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资料员廖静文，并整理了放在七星岩的书画藏品和书籍。之后便离开桂林去了重庆，自此再未回广西。

徐悲鸿对近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对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在欧洲留学时深受西方古典主义绘画的影响，回国后坚定地创作、推行和宣扬现实主义绘画。他提出“素描写生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主张运用素描的造型方法改造中国传统绘画。徐悲鸿在广西筹办的广西省会国民基础艺术师资训练班就是按照其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艺术主张进行教学的。这对师资班的同学影响巨大。他不在广西期间，训练班的工作由他的学生，也是他艺术主张的实践者和贯彻者张安治主持。张安治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艺术家，他提出中西结合，倡导学习西方准确的造型方法，加强素描训练。他推崇徐悲鸿提出的“新七法”，他说：“悲鸿先生并创拟新七法，以代替过去谢赫之六法。新七法，一曰位置得宜，二曰比例准确，三曰黑白分明，四曰动作或姿态天然，五曰轻重和谐，六曰性格毕现，七曰传神阿堵。”他的绘画作品基本是以描绘现实生活为主，画中人物都是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写照，表现出了极强的写实性和现实性。

徐悲鸿和张安治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广西画坛的影响深远。徐悲鸿以广西省会国民基础艺术师资训练班为基石。当时，一大批跟随徐悲鸿与张安治学习和交游的艺术家，日后都成了广西美术教学和创作的中坚力量。如徐杰民、卢汉宗、黄养辉等，他们学习并推行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理论与素描造型的训练方法。还有许多艺术家传播、阐释、发扬、践行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其中就有马万里。马万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的形成都与徐悲鸿密切相关。

马万里与徐悲鸿的交游

抗日战争时期，马万里与徐悲鸿相识于桂林。在长期的艺术交往中，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马万里于1935年秋应邀到广西。在随后的几年内，他先后几次到广西采风写生，举办画展，开班教学。在广西时，马万里常与徐悲鸿相伴，二人曾多次合作绘制画作，共同参与画展。在几年的艺术交往中，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和创作方法对马万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徐悲鸿对马万里的影响集中体现在1936年6月徐悲鸿为马万里举办个人书画展所做的长序中。序云：“频年以还，游艺中原者，马君万里名藉甚。余赴沪时过谢公展，公展兴最豪，高亢健谈，每纵论当世英彦，辄乐道马君。廿四年秋，余慕八桂山水之胜而来南宁，至则遇其贤士大夫，无不言马君者。……则他日与于文艺复兴之业者，微斯人其谁与归乎？……孤诣独往，冀其高远，乃吾党之事，知马君必当与不佞共勉，且不计世人之接受与否者也。廿五年六月悲鸿序。”

徐悲鸿的这段序言很长，但其所表达的意思是清晰而完整的。这段序言全面展示了徐悲鸿的艺术主张和现实处境。徐悲鸿说他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过名家谢公展夸赞马万里。后来他到广西南宁也听时人称赞马万里的绘画艺术。徐悲鸿对马万里的绘画艺术大加赞赏，认为马万里的绘画艺术一扫清末文人画畏难就易、浅薄率意的趋向。因此他将马万里视作同道中人，认为可以一起肩负起“文艺复兴之业”。这是因为在当时，徐悲鸿所主张的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并不被画坛主流所认可，传统的文人画风在当时还是占主流地位。马万里的绘画早期受“海上画派”的影响，是文人小写意画风，他当时的艺术风格与现实主义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海上画派”在当时也不被画坛的主流所认可。“海上画派”是传统文人画的嬗变形态，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绘画面对西方艺术的冲击策应的展现。“海上画派”的画风较传统绘画而言，趋于世俗化、写实化，注重画面的视觉冲击力。1927年9月，马万里携新作问教于吴昌硕，吴昌硕见其作品后，题写了“活色生香”四字。这四字其实清晰地表明了吴昌硕对马万里绘画风格和趣味的界定。“活色生香”不同于传统绘画推崇的“气韵生动”，反而充满了世俗化和写实化色彩。传统文人画注重雅俗之分，“活色生香”四字明显趋于世俗化和生活化。这是传统文人画所排斥的，但却是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名家所认同的。而且在当时，“海上画派”的绘画艺术已经市场化，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上画派”顺应时势，以世俗化和生活化为绘画艺术审美追求。所以，吴昌硕为马万里题写“活色生香”，既是对马万里绘画艺术的中肯评价，又是对马万里绘画艺术的称赞与推崇。除此之外，马万里还在南京美术专科学校系统地学习了西画课程，西画老师陶冷月对其影响甚大，为其详尽地传授了中国画融入西画元素的方法。这对马万里吸收西方之长运用到中国画之中，并逐渐形成重写实、重设色、重构图的绘画理念具有重要作用。马万里游历名山大川，以名山大川为师，注重造型和体量感。这些都是徐悲鸿所欣赏的。马万里注重造型，且吸收了西方艺术的明暗关系，被徐悲鸿视作知己也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徐悲鸿需要这样的画家与他一起推行现实主义艺术。所以，他是在借马万里的绘画艺术推广自己的艺术主张。他认为马万里的绘画风格是现实主义的，是符合他的艺术主张的，可以与他一起推进中国画的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历史进程。在当时，徐悲鸿推行的现实主义并不被画坛所认可。甚至可以说，徐悲鸿所推行的现实主义一直备受争议。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悲鸿任教中央美术学院之时，他的艺术主张仍然被当时的“三教授”所否定。即使是他引进学院任教的绘画名家，也对其推行的现实主义不以为然。所以，徐悲鸿在当时推行现实主义艺术，的确无异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事实证明，徐悲鸿推行的现实主义成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画坛的主流。从这则序言之中可以看出徐悲鸿对推行现实主义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能明了他对广西绘画所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广西画坛的传统势力较弱，徐悲鸿所推行的现实主义在广西大行其道，时至今日仍是如此。

马万里绘画风格的形成与特点

马万里深受徐悲鸿的影响。他也运用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花鸟画。相对于传统绘画而言，他画的花卉在笔墨的书写性方面较少，虽然他也讲究引书入画的笔墨趣味，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在讲究笔墨趣味的同时，他还加入了对花卉的造型处理和透视原理。其作品整体的视觉真实性较传统绘画而言更强。“相比前人，他在创作上更注意透视关系、明暗变化及花叶姿态和阴阳向背，在技巧上尤其注重一笔分浓淡的层次感，因此他的作品显得清新脱俗，艳而不板，物象生机盎然，气韵生动。”虽然当时也有画家运用西方的素描造型和透视原理来改造中国画，但多在山水和人物画领域，在花鸟画领域比较少，因为运用西方绘画技法来改造中国传统花鸟画是比较难的。中国花鸟画的传统至明清时期便已发展成熟。“海上画派”的画家虽然也受到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但总体上还是从传统花鸟画的笔墨语言和美学精神中突破、延展的。花鸟画依然是文人们寄情寓意的载体，笔情墨趣依然是花鸟画的形式依据。山水、人物吸取透视方式可以增强立体感和层次感，并不违背我们的视觉习惯；但花鸟画引入透视方式会使作品显得呆板，失去花鸟画应有的生机活力。马万里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以“海上画派”的小写意笔法为基础，运用以笔墨渲染勾勒产生的层次来表达明暗关系，这与中国传统绘画所追求的虚实相生是呼应的。他很好地将传统笔墨趣味和视觉真实性结合起来，使所描绘的对象既避免了传统笔墨的空疏率意，又真实生动，趣味盎然。这就是马万里所主张的“藏而不露”的具体体现。

民国时期，以徐悲鸿为代表的许多画家致力于探讨如何“化西为中”，如何应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他们在这个道路上努力前行，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中国画的发展和创新，以创作出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作品。在徐悲鸿与马万里交游的过程中，就能明晰地看出徐悲鸿为这一事业所作的努力和当时的画家在创作实践中的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广西的美术创作一直以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为重要的绘画艺术宗旨。广西美术家们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彰显地域特色，创作出具有鲜明时代性、地域性的作品。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是广西美术创作的主流，时至今日仍是如此。但在西方艺术冲击中国传统艺术的语境下，如何吸取西方艺术改造中国传统艺术一直是中国艺术家探索的话题。徐悲鸿所推行的现实主义虽然已经成为后来美术创作的主流，但也一直被画坛所争论。他自己也兼容并蓄，邀请许多不同于其艺术主张的画家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这也使得中国画坛虽然以现实主义为主，但也是百花齐放、交融并存的。许多画家在现实主义的大框架下，探索出了具有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徐悲鸿的学生和弟子也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创作出多种风格的绘画作品。所以说，徐悲鸿推行的现实主义并非单线推进，而是多样化并存的。这也使得20世纪的中国画坛在以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为主流的同时也兼容并蓄。传统文人写意的绘画艺术虽然在一定时期被边缘化了，但总体上还是文脉不断，并且紧跟时代进行创新的。这使得中国传统绘画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了其文化独特性。马万里的作品就显示出广西美术在现实主义思潮道路上的自身特色。马万里“藏而不露”的花鸟画艺术风格正是时代性、民族性的体现，他在努力赋予绘画时代性的同时也坚持和弘扬传统绘画的美学品格。这也显示出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和复杂性。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屡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也一直在坚持中华民族精神，同时吸收并同化外来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传承的根基所在。中国绘画有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历史渊源，“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一直是中国绘画的艺术精神之所在。近现代以来，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中国绘画注意造型和明暗关系，但其审美趣味仍然追求“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仍然注重虚实关系和笔墨精神。传统中国画注重内在精神的表达，不太注重视觉效果。这难免会使中国画在发展过程中走入空疏率意的境地。文人画本身是有文人寄兴寓意的内在精神支持的，而这一寄兴寓意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情怀的。其实，虚实相生、笔墨趣味都不过是文化内涵和历史情怀的外在显现。比如，八大山人的绘画之所以惊心动魄，被誉为经典，是因为其画中寄寓了家国情怀和个人遭遇。而如何赋予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以时代性、民族性，在新的历史时期延续中华民族的文脉传统，是每一个画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许多画家也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但这些努力和尝试有的垂范后世，有的昙花一现，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进行的改造和创新是否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的确，这一艺术精神是要与时俱进的，但也不能因此舍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的画家一定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这些并不会在作品中直接展现出来，而是蕴含在作品之中。这在马万里的作品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马万里“藏而不露”的艺术风格具有时代性、民族性，为我们如何“化西为中”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