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为文化产业园区添活力

文化产业园区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园区形态，具有促进地方产城融合的独特功能。现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将其归纳为“以园促产、以园促城、城中有产、产中有城”四个方面，并指出发展文化产业园区需要注意的地产化、同质化、形象化、泛滥化等问题。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要求文化产业园区要融入社会发展大局，更好地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也可以理解为文化产业园区在产城融合发展进程中需要发挥更大作用。文化产业园区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园区形态，有促进区域产城融合发展的独特功能。基于此，现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文化产业园区的产城融合功能进行了简要分析和探讨。 

相关概念

文化产业园区 

产业园区是一种由政府或企业为实现产业发展目标而设立的特殊区域，如工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等。顾名思义，文化产业园区就是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园区，与之相近的概念还有艺术园区（街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关于文化产业园区的定义国内外尚无统一说法，国外学者如Pumhiran Nolapot（2006）认为文化产业园区就是在一个空间有限的地理区域内，由一些文化企业和创意个体组成，呈现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集中状态；国内部分学者对文化产业园区的定义则是与文化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具有鲜明的文化形象并对外界产生一定吸引力的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产业园区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一般产业园区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主要承载的是生产功能；而文化产业园区则是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共存，生产、消费、生活三者兼顾。因此，文化产业园区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产业社区。

国内学者对文化产业园区分类研究时发现，文化产业园区具有区位依附性特征，文化产业园区分为以旧厂房和仓库为区位依附、以大学为区位依附、以开发区为区位依附、以传统特色文化社区以及艺术家村为区位依附等形态。与一般产业园区少则几平方千米、多则上百平方千米的占地面积相比，文化产业园区要小得多。John Montgomery（2003）认为一个成功的文化产业园区活动空间半径应当为400米，建筑层数平均5—8层，在10米范围内有较少街道（包括人行道）。实际上，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大多都低于这个标准。总之，文化产业园区不仅具有生产、消费、生活功能，还具有区位依附性、空间灵活性等特征。

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是在我国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产城分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有产无城”，即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落后之间的矛盾。例如，我国早期的产业园区主要以工业生产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从城市近郊向远郊逐渐延伸，受当时“先生产后生活”规划理念的影响，城市功能配置较低。如今，原有的生活配套设施已经无法满足研发人员、白领员工等群体的需要。第二是“有城无产”，一些欠发达地区脱离实际，盲目“造城”，虽然高楼大厦林立，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产业作支撑，繁华表面后隐藏危机。第三是“城兴产退”。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的地区，为了满足越来越多人口的居住、消费需求，中心城区不得不“摊大饼”式扩张，使得原来位于主城区及近郊的产业园区加快产业功能转移，造成了产业空间大量流失。例如，深圳的“工改工”项目，原本是为了拓展高技术产业发展空间，但是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一些工业园区被改造为购物中心、写字楼和商业住宅等。

在上述背景下，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应运而生。张道刚（2011）认为，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城市与产业相伴而生、共同发展，城市没有产业作支撑，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等问题，成为“空城”；反之，产业没有城市依托，可能出现资源短缺等问题，只能“空转”。城市化与产业化要相互匹配，不能一快一慢，脱节分离。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各地依托现有产业园区，在促进产业集聚、加快产业发展的同时，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按照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加快产业园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型。因此，产城融合的理念是通过城市与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的协同发展格局，进而实现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文化产业园区在产城融合中的作用 

以园促产

文化产业园区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能够有效创造聚集力，通过共享资源、克服外部负效应带动关联产业发展，从而有效推动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2007年，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目标，确定以西湖创意谷、之江文化创意园、西湖数字娱乐产业园等十大园区为主平台，推动全市数字内容、影视生产、动漫游戏、创意设计、现代演艺等产业实现集群发展，并形成之江文化产业带和大运河文化产业带。产业园区和产业带的集聚效应使杭州的文化产业迅速崛起，并逐渐发展成为支柱产业。2021年，杭州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586亿元，占GDP比重14.3%，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主营业务收入8212亿元，占全省比重61.5%，杭州文化产业总实力已跃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位。杭州以文化产业园区起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高渗透性，溢出效应强，赋能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优秀的工业设计可以提高产品性能、塑造产品品牌和扩大产品市场范围等，具有“点石成金”的奇效。佛山是制造业大市，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传统制造业步履艰难。佛山市政府认识到，传统制造业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业设计的竞争，于是规划建设了广东工业设计城。自2009年开园到现在，该城已经拥有303家设计研发企业，集聚近万名设计师，拥有知识产权数量5000余项，孵化原创品牌50多个，获国内外设计大奖400余项。此外，佛山还拥有顺德创意产业园、中国陶谷、广东家居设计谷、广东大门设计创新产业园、鹰创园等工业设计产业园区。2022年，佛山工业设计产业拉动经济产值超过3000亿元。工业设计犹如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佛山制造”通向“佛山创造”的大门，一大批企业通过发展工业设计，完成了从加工生产到自主品牌升级，成功迈向行业前列，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以园促城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古镇、古村、古街逐渐衰落甚至消失，有一些则是因为城市建设需要而被列入拆迁计划。以文化遗存为依托建设文化产业园区成为了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深圳观澜版画原创产业基地原本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古村落，也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著名版画家、美术理论家陈烟桥先生的故乡。从2006年开始，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深圳市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三方合作，共同打造了一个集版画制作、展示、收藏、交流、研究、培训和开发为一体的版画原创产业基地，把历史人物、版画艺术与客家古村落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产业园区，吸引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入驻，也使日渐边缘化的版画艺术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人们置身于观澜版画基地，不仅可以感受到古屋、古井、宗祠、碉楼等浓郁的客家风情，还能近距离欣赏名家名作，这里已经逐渐成为深圳城市文化的新地标，乡村与民俗旅游的胜地。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渐渗入文化产业，文化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其中，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开始崭露头角。例如，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大获成功后，西安市投资建设了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借助数字技术，融合《长安十二时辰》IP与唐风市井文化，打造了一个突破时空限制，集全唐空间游玩、唐风市井体验、主题沉浸互动、唐乐歌舞演艺、文化社交休闲等为一体的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市民、游客在穿越盛唐之旅中，由旁观者变为深度体验的参与者。自2022年4月开业以来，街区每日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体验，运营仅5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数字化文化消费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中有产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依次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陆续进入郊区化、逆城市化阶段，城市中心区的工厂和人口开始向周边郊区甚至更远的外围地区转移，许多城市中心区因产业空心化而衰落。例如纽约曼哈顿岛的苏荷区（SOHO），曾经是一个遍布工厂的繁华工业区，但是由于工厂外迁导致大片厂房被遗弃，因此该地被人们戏称为“百亩地狱”。20世纪70年代，一群艺术家在苏荷区将废旧的厂房改造为生活空间和艺术工作室，形成独特的LOFT文化现象，高峰期曾集聚全纽约30%以上的艺术家来此工作、居住，并由此诞生了全球最早的文化产业园区，同时还吸引了大批居民、中产阶级与游客，曾经的“空城”又恢复了往日繁荣兴旺的景象。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出现了发达地区城市扩张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衰退并存的现象，二者导致了城市中心区工业流失。各地为了避免城市中心区衰退纷纷采取了“退二进三”的策略。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大量旧工业区被拆除后成为商业房地产开发项目，一方面加剧了发达地区城市中心的“大城市病”；另一方面资源枯竭型城市因为缺少产业支撑而沦为“空城”。因此，效仿“SOHO模式”，以旧厂房和仓库为区位依附，改造建设科技创新园区、文化产业园区才是破解之道，也是“进三”的最佳选择。

黄浦江、苏州河沿岸曾是上海著名的工业带，沿“一江一河”两岸的工业遗产数量占全市总数的70%。从2002年开始，上海开始了黄浦江两岸生产岸线向生活岸线的转型，大部分旧厂房和仓库改建为文化产业园区，“工业锈带”变为“创意走廊”“生活秀带”。位于北京朝阳区的798艺术区是一个经典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苏联援建、原民主德国负责设计建造了具有包豪斯风格的718联合厂。20世纪80年代开始，718联合厂逐渐衰落。21世纪初，许多艺术家工作室和当代艺术机构聚集在此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艺术群落，并吸引了众多世界政要和社会名人到访参观。2003年北京798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798艺术区在拆与不拆的争论中最终得以保存，并且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的展示空间、集散地和流通地，以及北京文化产业的重要地标。北京、上海等地的实践，开创了将工业遗产转变为文化资源的转型路径，促进了国内其他艺术园区的产生。

景德镇是世界瓷都，然而随着陶瓷原料——高岭土资源的枯竭，景德镇陶瓷产业下滑，出现了部分职工下岗待业等现象，2009年被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是原国营宇宙瓷厂旧址，这里曾经污水横流、杂草丛生，一片荒凉。2012年，景德镇市政府决定改造国营宇宙瓷厂，以原国营宇宙瓷厂工业旧址为核心区，启动“陶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整合陶瓷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陶瓷工业遗存，发展文创、旅游和现代服务业，打造了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化艺术街区。现今，陶溪川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2万多名艺术家、设计师和“景漂”创客，2022年接待游客390余万人次，成为江西省唯一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陶溪川陶瓷文化街区等文化产业园，让景德镇这个千年瓷都焕发出新的活力。

产中有城

我国早期建设的产业园区大多是按照生产功能规划，公共服务和生活配套设施仅能满足就业者的基本需求。发展至今，这些产业空间已集聚了大量企业，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研发人员、白领员工等群体逐渐成为就业主流，原有的生活配套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其需求。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2023）指出，如中关村等园区丧失活力的原因是高科技园区规划建设过于单一，只有高科技企业的办公场所入驻，没有规划居住区、餐饮区等区域，形成良好的产业园区环境，因此，赋予产业园区“城”的功能成为必然趋势。这也是“按照产城融合发展的理念，加快产业园区从单一的生产型园区经济向综合型城市经济转型”的题中之义。

文化产业园区所具有的社区性、空间灵活性等特征可以因地制宜地融入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中。文化产业园区作为“园中园”能够增强产业园区的城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产业园区内的产城分离问题。例如，天津市滨海新区智慧山文化创意产业园，以“文化+科技+生活”的创新发展模式，以面向国际、面向未来、面向青年为目标，打造了山丘广场、数字公园、艺术中心等公共服务空间，还引进了咖啡馆、书店、创意商铺等社区生活空间。员工和市民在工作之余，可以在智慧山听户外音乐会、看露天电影，还可以逛咖啡市集、青草节市集等。同时，该地每年还推出380多场艺术节庆活动，如广告节、芒种诗歌节、亲子艺术节、大脑出逃艺术市集等。天津市滨海新区智慧山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创意智慧山，科技不夜城”为核心发展理念，打造了一个年轻人潮玩生活的聚集地，为文化产业园区推动产城深度融合提供了借鉴。

需要注意的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3000多家文化产业园区，30多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这些园区对加快产业发展、完善城市功能、促进产城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产业园区地产化。随着文化产业逐渐兴起，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以投资建设文化产业园区为名，获取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土地用于开发商业地产项目。出现这种现象与地方政府急于发展文化产业、追求城市扩张和土地增值有关。西安曲江新区作为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通过大规模开发各类项目如主题公园等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通过土地增值获得了收益。这种开发模式成功后，在全国各地被广泛复制。然而，“曲江模式”一直备受争议，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此模式难以持续发展。一方面，文化产业园区过度商业化将导致文化价值逐渐被商业价值所取代，失去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意义；另一方面，“曲江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其丰富的遗址资源和遗址文化，并不适用于其他文化产业园区。如深圳华侨城集团公司于2017年引入“曲江模式”，大规模地发展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效果，不久后就陷入了增收不增利的窘境，2022年其主营业务由盈利转为亏损。对于“以文化之名行地产之实”的现象，2018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严禁以主题公园建设名义占用各类保护区或破坏生态，严格控制主题公园周边的房地产开发，不得与主题公园捆绑供地、捆绑审批。

二是文化产业园区同质化。最近几年，大规模资金投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但是部分投资商并没有充分了解其发展规律、赢利模式，容易出现盲目追求热点、重复建设等问题。我国的文化产业园区先后经历了SOHO热、主题公园热、民宿热、动漫热、影视热等，导致同质化竞争激烈，其结果是多数园区只能勉强维持或无奈退出竞争。随着西安市大唐不夜城的成功，多地打造了与其类似的本地“不夜城”，如山东青州不夜城、湖北武汉木兰不夜城、吉林通化东北不夜城、安徽马鞍山长江不夜城、山东泰安大宋不夜城等。这种明显高度同质化的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短期内或许能够吸引游客，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缺少本地特色和文化灵魂，以后可能会失去吸引力，难以持续发展，并且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三是文化产业园区形象化。在经济增长很难短期取得成效的情况下，部分落后地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被认为是摆脱落后的一条途径。由于文旅产业的风险度较高，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往往会导致决策缺乏科学性，负责人的变动容易导致项目变更调整、市场和资金风险等问题。

四是文化产业园区泛滥化。为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地方政府出台了文化产业园区补贴奖励等优惠政策，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催生了很多带有投机性质的企业假借发展文化产业之名，钻政策的空子来获取利益。一些产业园区因经营不善导致空置亏损，便想要借助优惠政策，以建造文化产业园区为名获利。这些产业园区负责人认为只要与文化有关联就可以创办文化产业园区，于是各式各样的养生文化、花文化、酒文化、茶文化、陶瓷文化等“文化产业园区”比比皆是。在这些所谓的文化产业园区里，除了几尊廉价雕塑、一两个简易博物馆、东拼西凑的少量文化元素之外，大部分设施与文化产业基本没有关系。

过度重视打造文化产业园区品牌，忽略其内涵建设，不利于实现产城融合。部分地区出现有文化产业园区之名却没有文化产业园区之实的现象，一些园区依靠政府奖励补贴等优惠政策维持基本运营。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财政资金的浪费，还会影响其他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因此，文化产业园区应当立足于实际情况，顺应时代潮流，提升产业园区服务品质，避免滥用文化资源，通过合理布局、有序规划实现文化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