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播音主持类教材出版任重而道远

我国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今天的繁荣发展。当今，专业的传媒院校和普通高校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所编写和使用的播音主持类教材存在同质化严重、抄袭和不正当引用屡禁不止以及内容陈旧、缺乏创新等问题，基于此，出版社、高校需要共同努力打造新时代下的精品教材。

播音主持艺术学科发展历史及现状

播音本科专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新闻系分离，成为独立学科，并有了独立的教学单位。20世纪90年代后期，播音系改为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开设了专门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伴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各地开始建立专门的传媒类院校和播音主持类专业。21世纪以来，广播电视行业空前繁荣，广播频率、电视频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对播音主持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为满足人才培养需求，专业的传媒类院校的播音主持类专业越来越多，甚至一些理工类院校也开设了播音主持类专业，一时间学科整体质量表现出参差不齐的情况，在师资力量方面尤为明显。一些老牌传媒专业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经济力量雄厚，政策扶持力度大，教学文化底蕴深厚，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搞得有声有色；而一些新开设的地方院校则很难招聘到优秀教师，但其招收的学生数量却是重点院校的数倍，教学前景堪忧。

伴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全球进入融媒体时代。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元宇宙概念的提出使得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播音主持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起初，播音员、主持人只需要传递准确的声音，也就是念稿念得好就可以；但现在，播音员、主持人需要掌握更多技能，既要能策划节目，又要能写文案，还要懂摄像、剪辑。这也对播音主持艺术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要与时俱进。

我国的播音主持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广播电视等媒体平台是党的喉舌，播音员、主持人要在提高业务能力的同时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党的二十大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阶段。播音员、主持人要始终坚持政治统领，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守好意识形态阵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对播音主持教学工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其在注重专业知识教学的同时把控好意识形态。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播音员、主持人中出现了一些害群之马，他们借职务之便向他国传递情报、发表反动言论，危害社会，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而要想杜绝这种现象，就要从教育抓起。

我国的播音主持艺术教学工作任重而道远，其对播音主持类教材的编写提出了更高要求。经典教材的经典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石，但总是守着固有理论而不创新，学科将无法发展；当前，传统教材只局限于文字的时代渐渐远去，音频、视频、AR、VR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逐渐融入教学，并体现在教材中。

播音主持艺术类教材出版的历史及现状

萌芽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事业，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开办了短期训练班以培养播音员、主持人，当时使用的教材主要是对他国的相关资料的翻译以及国内的一些资料。1963年，北京广播学院开设播音专业，所使用的教材是教师和播音员们收集、整理的一些相关资料，这些资料为后来的播音主持类教材出版奠定了基础。

起步期

1985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成立并出版发行了张颂的《播音基础》和徐恒的《播音发声学》，这两部著作是最早的正式出版的播音主持专业教材。1989年，北京广播学院音像教材出版社成立，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一起推动播音主持研究成果的发展。这一时期，专业的传媒院校和开设播音主持专业的综合院校还不多，对教材的需求有限，教材的作者多为本专业教师，如张颂老师；他可以说是播音主持界的泰斗，他编写的《中国播音学》为后来播音主持专业教材的出版提供了理论、框架等方面的参考，影响深远。

发展期

1999年，《实用播音教程》出版，由北京广播学院的付程教授担任主编，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的出版在播音主持教材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一改之前教材松散、随意的编写方式，将一套书分为四册，全部采用统一的编写体例，每一册内部的单元之间也统一体例，为后续播音主持教材的出版提供了很好的范式。这套书后来被很多高校定为指定教材，多次重印。后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在《实用播音教程》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其进行了改进，使这套教材得以延续。伴随着播音主持学科建设的成熟，越来越多播音主持专业人才涌现出来，编写的教材也逐渐增多，其中，《播音学概论》《文艺作品演播》《主持人的语言艺术》等书深受读者喜爱。

扩张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广播电视技术也飞速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式层出不穷，对播音员、主持人的需求增多，对播音员、主持人素质的要求提高，继而也对培养播音员、主持人的基础——教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的播音主持类教材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字，更多的是配有音频、视频等高科技的内容，种类更多，专业领域划分得也更细，参与教材编写的人员也更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有很多，比如教材缺乏权威性、专业性，内容同质化严重等，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加以规范。

播音主持艺术类教材出版存在的问题

同质化问题

我国对中小学教材的管控力度很大，有一套专门的立项审查机制，还专门成立了教材审定委员会，每本中小学教材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才能被学生使用。而大学教材的出版则没有这么多限制，有关部门对其的监管力度较小。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出版社也更加大胆，有的甚至将出版教材作为一种重要的盈利手段，加上很多教材国家会有补贴政策，且每年都有固定销量，可以说是稳赚不赔，久而久之就放低了出版要求。很多图书文化公司见此有利可图，也纷纷参与到教材的出版业务中，甚至主导组稿工作，而他们的组稿方式就是“借鉴”，只有趋同，没有创新。再从大学层面来看，很多高校将教材编写作为教学任务分配给教师，但又不将其算作教师的科研成果，导致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不高，因此教师往往只会稍微修改一下以往用过教材的结构框架，再找些新的物料填进去。比如，“文稿播读”类教材只要把用来举例的文章换成近年的例子看起来就是新书了，甚至有的教师会直接把任务分配给自己带的研究生，以这样的方式编写出来的教材难免大同小异。例如，搜索“播音主持话语技巧”“播音主持艺术入门技巧”“播音主持朗诵教程”“播音主持语言表达”等主题词可以搜索出很多相关图书，且内容大同小异，这严重浪费了出版资源。

版权问题

播音主持类图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大部分图书都要引用很多例子做发声、播报等练习。比如，吴郁老师的《主持人语言表达技巧（第三版）》第八章“主持人的‘善问’”一节中就引用了董卿在《朗读者》中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采访对话，用采访实例来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提问是精彩的，什么样的发问方式是合适的；闻闸老师的《播音主持话语技巧训练（第二版）》中的“表达基本色彩”一节中引用了大量新闻实例，向读者展示了明快、流畅、稳健、沉重等表达色彩，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有引用就有版权问题，关于版权方面的问题，我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来规范引用行为，但是很多出版社冒着被起诉的风险，怀着“应该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大量违法违规引用他人文章；还有的出版社把版权问题交给版权代理公司解决，但是版权代理公司的工作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近些年，随着公众版权意识的加强，侵权问题得到重视，出版社被告的情况逐渐增多，相关部门和人员应该引以为戒。

质量问题

最初的播音主持教材是由业内德高望重的教师在自身教学实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精心编写而成的，内容严谨，几十年中反复重印、修订，足以证明其品质精良。而现在很多地方专科院校的教师为了丰富个人教研成果，短时期内用抄袭、拼凑等方式写出一本教材甚至一套教材，既不搞调查研究，又缺乏实践经验。然而，这些专科院校的生源众多，可以实现自产自销，以至于粗制滥造的教材层出不穷；如果学校使用这样的教材，将难以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而无法培养出优良的人才，长此以往将形成恶性循环。

播音主持艺术类教材出版问题的解决策略

严格筛选作者，确保图书质量

作者是确保图书质量的第一要素，出版社在讨论选题时要重视对作者的考核，特别是编写教材的时候。其中，主编的能力非常重要，首先要看他的文笔，教材虽然不像小说、诗歌、散文等社科类图书要求作者有较高的文采，但是要能够准确、流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逻辑要严谨；其次要看教学实践的丰富程度，有些业内知名专家长期脱离一线工作岗位，对教学前沿知识和学生的情况了解不足，创作出来的教材难免会脱离实际；最后，要具备较强的责任心，特别是套书的主编，其在图书编写过程中要完成大量协调、审核工作。考核时可以对作者之前主编或独立编写的图书质量进行考察，也可以让作者先进行样稿的创作，稿件符合标准后再选用。

出版社要严把图书质量关

国家一直强调文化企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但是有的出版社逐渐在经济大潮中迷失了自我，过分重视经济效益，这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出版社在策划播音主持类教材时要先了解行业现状。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版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因此，要想了解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就需要深入学校，和学科带头人、一线讲课教师进行研讨，听取教师的意见，再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确定教材编写大纲。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编辑要始终和作者保持联系，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在审稿的过程中，出版社要严格遵守“三审三校”制度，初审的编辑要认真负责，逐字逐句推敲稿件，复审和终审的编辑要认真看过稿件后再给出意见，严把导向关。在此过程中，编辑自身素质也要“硬”，很多编辑并不是播音主持艺术专业毕业的，因此要学习相关知识，多向专业人士请教，多参加相关培训，这样才能做出精品教材。

坚决杜绝抄袭、侵权行为

出版社要建立查重机制。出版社要注重对各种查重软件的使用，把好质量关。

对此，编辑要树立版权意识，参加相关学习或向本单位的法务咨询，明确什么样的引用属于合理引用，什么样的引用属于侵权。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编辑特别是年轻编辑，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乏。因此，出版社的领导和有经验的编辑要安排相关培训，对其进行正确引导。

注重创新

很多基础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能很多年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但播音主持这一行业受国家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播音主持类教材的出版要与时俱进。

首先，要紧跟国家政策。要时刻关注国家重要会议，领略会议精神，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并将此作为工作的根本遵循。近些年，国家格外注重文艺工作者的德行，因此在培养播音员、主持人的过程中，除了教授其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提高其品德修养。比如，在播音主持实践类教材中，可以通过具体事例对学生进行正向引导。

其次，要关注行业发展动向。随着新媒体行业的发展，观众对播音员、主持人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严肃、端正的新闻主持人，但是人们也开始关注与好奇他生活中的样子，所以康辉也开始分享自己的生活，这种亲民的沟通、互动方式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如今，信息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这就要求播音员、主持人要适应新的语境，掌握新的技术，因此，播音主持类教材也要走在时代前沿，给学生提供最新、最实用的知识。

播音主持艺术类教材的出版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在当下，很多人只追求经济效益，而能够静下心来搞研究、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少。出版业作为传统行业，在经济大潮中逐渐趋于弱势，很多出版机构在生存的压力下忘记了初心，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出版精品教材上。但是不论是高校教师还是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既然从事了文化行业，就应该恪尽职守，用心做好本职工作。现在国家对教育行业越来越重视，教育改革不断推行，我们相信，播音主持艺术类教材出版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