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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美学学者安伯托·艾柯的学术起点为对中世纪美学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问题》聚焦于探讨中世纪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所涉及的古典美学问题。在这篇博士论文出版两年后，他又发表了延续这一研究思路的论著——《中世纪的艺术与美》。基于对中世纪美学的深刻认知以及他对当代美学的镜鉴和反思，艾柯的第三部学术著作《开放的作品》对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进行了极大的拓展。
在《开放的作品》中，艾柯探讨的问题不再局限于中世纪美学，而是充分展示出他广阔的关注视野：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布莱希特的“史诗剧”、以罗伯·格里耶为首的新小说派、以达达主义和未来主义为代表的实验文学、泼色画派等“非形象派”绘画、非调性音乐等。艾柯将20世纪几乎所有的先锋艺术都囊括在内，以此来实现他的宏伟目标：建构一个具有交流性和融合性的艺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艺术作品与观赏者是可以相互沟通和欣赏的，正如艾柯所论述的：“‘开放作品的结构’将不是不同的作品的个别的结构，而是一种一般的模式，它描绘的不仅是一组作品，而是一组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它们同它们的接收者之间存在一种确定的欣赏关系。”
正是这种交流性和融合性决定了艾柯艺术体系的独特性：它将不再是一种全面客观的实在体系，而是在维持一定精准度和清晰度的基础上，体现出丰富的杂糅性和不可测性。杂糅是因为艾柯本身涉猎的艺术形式很广，在构建艺术体系时又旁征博引，使用了各种美学理论，如中世纪寓意理论、浪漫主义诗学、直觉美学、实用美学、象征美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不可测则是源于艾柯多次强调“开放的作品”这一体系并不是固定和封闭的，而是代表一种“开放的、运动的局面”。不过，如果艾柯的体系只是庞杂，而不能消除混乱局面的话，那么这一体系就有了学理上的缺陷。因此，引进一定的精准度和清晰度是极其必要的。艾柯对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借用正是他弥补缺陷的重要手段。而在实践过程中，艾柯对美学与科学交融的艺术体系的构建充分展现了其作为理论大师的风采。
体系的构建理论：阿奎那的启示
托马斯·阿奎那对艾柯的美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中世纪重要的神学家之一，托马斯·阿奎那并未一味宣扬神学的唯一性，他试图将信仰与理性融合，这一积极的尝试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超验与经验、信仰与理性之间寻求道路是中世纪神学发展到后期的一种追求。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其在这种追求中蕴含的思维方式带有科学理性的色彩。阿奎那曾明确指出，“神学是一种科学，因为它的理论源自更高级的科学之光，即上帝和神赐之光”。这充分展示了他将神学和科学相融合的意图，而这也启迪了艾柯。另外，阿奎那还通过赋予中世纪神学更多的象征和寓意，使从更多维度进行神学阐释成为可能，从而弱化了当时过于偏激的神学权威思想。阿奎那的美学思想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其试图在先天的灵感与后天的训练之间找到平衡，这表现出阿奎那的美学思想达到了超验性与经验性的统一（张志庆《托马斯·阿奎那与西方20世纪美学思想》）。受阿奎那的影响，艾柯在艺术体系构建上也是如此，始终游走在意图超验和实践经验两种立场之间。
阿奎那鲜明的融合性思维方式正是艾柯构建艺术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艾柯之所以能将美学思想和科学思想融合在一起，是因为对阿奎那思想的研究为其做了充分的思想铺垫。
体系的构建方法：现代语言学与结构主义
现代语言学对艾柯体系构建方法的影响十分显著。在《开放的作品》中，第二章《诗的语言的分析》就是利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开放性”这一概念进行阐释。艾柯主要使用了索绪尔关于语音和语义的二分法，兼用奥格登、理查兹的“三角”理论。他用这些语言学理论分析经典文本，如但丁的《神曲》和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借此对其体系的“开放性”进行了阐释，并得出结论——“开放是信息量的扩展”。
当下，现代语言学已经被定义为研究语言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实证科学。艾柯《开放的作品》主要引用了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索绪尔的理论。索绪尔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自然科学教育，这为他后来在语言学学科中引进实证科学方法打下了基础。索绪尔早期的学术论文《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体现出了他与以往语言学家研究方法的不同。在这篇有关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论文中，索绪尔没有采用传统的历史比较法，而是将原始印欧语的语音系统看成一个有规则的整体结构，并从语言结构的不规则处着眼，拟测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这种通过考证研究不符合系统一致性的现存个例来还原旧有系统的方法，带有强烈的科学实证性。它不再是之前历史比较法中依据现存材料对比并推演得出直接结论，而是通过实例考证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该实例考证也在半个世纪之后得到了印证，因为人们发掘出了古印欧语赫梯语的材料，其体现了索绪尔在半个世纪以前拟测的正确性。
除了实证系统研究的方法以外，索绪尔还在语言学研究中借用了解析几何学的纵横坐标轴，并形成了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的理论。这种纵横坐标的方法主要体现在索绪尔对语言学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的区分上。横轴性质的历时研究和纵轴性质的共时研究共同构成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的完整研究体系。在索绪尔之前，大部分语言学家更多地采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语言，所以过于偏重历时研究。为了使纵横轴研究回归平衡，索绪尔更加强调纵轴性的共时研究。索绪尔对共时研究的重视直接使得结构主义崛起，因为共时研究相较于历时研究更看重语言单元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地位，而不是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这要求对整个语言系统进行结构性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明确语言单元在整个系统中的功能，从而确立其地位。这种强调共时性和系统性的方法正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石，同时也是语言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准科学性衍变。在之前的学科研究中，对学科历史研究的过分倚重和对个人体验的过分强调导致人文学科在发展到一定时期暴露出相应的缺点，也就是在推导与证明时缺乏直接实证，从而使得整个论证过程的精准度和清晰度严重不足。而结构主义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对这一缺点进行了反拨。结构主义在宏观上重视对整个系统结构和运作机理的把握，在微观上又十分注重每一步推导在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相关的实证证明。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艾柯改良的结构主义方法最终使其体系大获成功。在人们看腻了那些过于重视个人感受和经验的艺术体系后，这种带着科学本应具备的严谨性、结构性和开放性的体系让人们眼前一亮。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体系的构建实例：“开放性”的信息学实证
《开放的作品》第三章《开放性、信息和交流》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体系构建实例。在这一章的开头部分，艾柯就对其体系构建的特点进行了阐释：“这种特殊的美的局势，对很多现代诗所追求的‘开放性’下定义的困难，所有这些使我们现在不得不对科学方法进行考察，即对信息学理论进行考察。”这段阐释具有三重含义：第一，艾柯首先说明了自己所构建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因为它所处的“局势”是“特殊的”，这恰恰表明这种方法是针对特殊情况所采用的特殊方法，体现出了艾柯在方法论上的严谨性；第二，艾柯同时提到了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即“对很多现代诗所追求的‘开放性’下定义的困难”，这反映了艾柯对一个术语定义所要求的精准度；第三，出于对这种精准度的考虑，艾柯接着说明他将只能求助科学方法，尤其是信息学理论。仔细分析艾柯的这些辩护性或说明性的说辞是很有趣的，因为通过这种细读，我们可以看到艾柯在对科学理论的使用说明方面十分谨慎。
之后的具体论证过程也是如此。艾柯先是“小心翼翼”地将信息学理论呈现了出来，虽然其中有他个人对信息学的一些理解说明和一些有趣的小案例，但总的来说是展示性文字。为了增强这部分的科学效果，他甚至将相关的对数公式也保留了下来。这些带有自然科学显著特征的文字直到介绍完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信息概念才算暂时告一段落。而在使用“信息”和“概率”这两个概念方面，艾柯更是“如履薄冰”。由于对这两个概念无法进行明晰的直接联系，他采取了数学证明中十分常见的做法。在数学证明中，当我们无法证明“A”与“B”的相关关系时，我们可以寻找一个更容易处理的“C”，然后先证明“A”与“C”的相关关系，“C”与“B”的相关关系，继而就可以证明“A”与“B”的相关关系。而艾柯找到的中间概念“C”是“语义”。艾柯充分地论证了信息和语义的相关关系，同时说明了语义和概率的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信息与概率有相关关系。他最终得出结论：“一个信息越是拥有越多的语义，那么它就越有更大的概率，它的结构中的每一个转化就越是可以预见。”关于这一点，利物浦大学的教授大卫·希德的论述也十分具有代表性：“艾柯论断含义和信息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从简单的外延性陈述而来的，而后者更带有不可预测和暗示的意味。一段表达明确的文字在含义上是高效的而在信息量上是低下的。”
在完成对概念的厘清论证后，艾柯才松了一口气，开始从科学维度向美学维度过渡。他举了一个关于恋语的例子，尤其是熟稔地假设发出恋语的人恰好就是彼特拉克的情况。众所周知，彼特拉克是文艺复兴初期非常有名的“情圣”诗人。将他对情人的恋语和普通恋者对情人的恋语稍作对比分析，就能得出一些很有趣的结论。在恋语这种特殊的语言情境中，一般而言，其语义都是大致相同的，无非是表达恋者对情人的热恋之情以及这种情感对自己的影响，换言之，就是“我爱你”以及“我因为爱你而感到甜蜜或是带着苦涩的甜蜜”。那么，既然从语义角度来说，恋语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那么按照前文所述，我们可以从信息角度下手。一个普通恋人的恋语无疑是烦琐絮叨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精准地表达自己对他人的爱意，更无法将自己的内心展现出来。而彼特拉克则不同，由于他非常清楚语言是不能将情感和内心完整地表达出来的，所以他选择只使用几个非常有冲击力的意象抒发这种情感。譬如，当一般人不停地描述对恋人的爱和自己的幸福甜蜜时，彼特拉克可能会选择“清凉甘甜的河畔”“靓影”“唯一的女人”等词。而这几个词所具有的冲击力远比前者大段的絮语要强得多。而艾柯要分析的就是造成“冲击力”的原因。在前期做了有关信息学理论的大量铺垫后，艾柯开始信心十足地进行实例分析：在语义相同的情况下，彼特拉克的恋语之所以能比普通人的恋语取得更好的表达效果，原因是其包含的信息更多。然而，为什么少数词包含的信息会比大段的絮语更多呢？这就要用上之前得出的结论，“信息包含的语义越多概率越大”，那么做一个简单的推理，在语义相同的情况下，概率越小信息越大。这里的“概率”正代表着一种可预见性，概率越小表示越难以捉摸。而彼特拉克作为一位诗人，他改变的正是词汇选择上的不可测性和词汇安排方面的无序性，而这些都使其不可预见性得到提升，从而使得概率降低，最终使其包含的信息量增加。
通过上述严密、谨慎的科学推演，艾柯终于将他的结论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抛出：开放性会导致信息量增加，从而带来更强的艺术冲击力。然而，艾柯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论证，他认为如果只做到这一步，论证依然是不完整的。在他看来，只是从单方面论证开放性与信息量的关系是不够的，若想完整地说明开放性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还应考虑到信息的传播问题。于是，他又一次引进了关于信息理论的对数公式，并在经过推演后作出补充性结论：“信息越大，以某种方式传播它就越困难，信息越是以明确的方式传播，它提供的信息就越少。”而在具体的信息传播过程中，艾柯又考虑到了美学信息传递的特殊性，即不仅要考虑信息外部的传递过程，还要将内部的心理传递包含在考虑范围之内。在这方面，他又引进了格式塔心理学来阐释这个问题，并且最终成功地用“刺激”和“期待”两个术语说明了信息在心理学向度上的“开放性”。
总之，艾柯在构建整个体系的过程中，不论是在构建理论上还是在构建方法上，都在尊重美学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吸纳了自然科学研究独有的部分优势，并在具体实践中完美地实现了对其的融合发展。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这不应该是艾柯一个人的功劳。托马斯·阿奎那的远见和结构主义较为包容的研究态度都为艾柯这种多元化的研究态度提供了有力支持。将美学和科学相融合，使美学理论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相比体系本身而言更为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