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作为文化的源头和依托,是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数字经济驱动下,我国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效果明显,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行业融合趋势愈加明显。在出版数字化转型亟待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应通过行业市场主体转型、信息组织方式转型、产业结构模式转型、人才培育转型等不断为数字化出版赋能,为建设文化强国夯基固本。
问题提出
新兴的数字技术,以媒介融合的方式、开拓创新的思维开辟了数字出版的新空间。在经济驱动和技术赋能的助推下,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传统的出版行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催生了出版行业各个环节的创新变革。然而,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版数字化在转型过程中还面临着多重困境,如出版人员对出版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度不足,转型升级的路径构建不够科学等。为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意义,正视出版数字化转型的现状与趋势,通过创新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方式实现出版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实现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融合发展,使出版物真正成为连接国家顶层设计和广大群众的桥梁。
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作为传统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版社在数字时代,无论是出版理念还是市场格局都遭受了剧烈冲击。对此,出版业应顺应数字化出版的发展趋势,整合内部优质资源,依托数字技术实现出版内容、平台终端、人才队伍、技术应用的交叉融合,进一步优化现有的管理机制和传播机制及组织结构,这将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出版行业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当前,数字出版尚处于发展阶段,图书形态较为单一,主要以纸质以及数字化产品为主。此外,产业链尚未成熟,附加值的概念也未形成。随着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融合发展,数字出版所涉及的整条行业链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销售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如今,众多出版物实现了纯数字的运营模式。编辑、运营、印制可以由一个人或一个团队担任,甚至是读者、作者和出版人,也是一本书的共同操作者。总之,出版物目前处在一个不断优化的状态中,这意味着出版数字化转型有无限可能。随着科技发展的进步,时代的日新月异,数字出版的内涵不断外延。当前融合出版的方式已经具备多元化的属性,涵盖内容、技术、市场等层面。一直以来,出版属于服务性质的范畴,数字出版在当代的选择,既取决于服务对象,也取决于数字技术。因此,出版转型升级需要依托数字技术平台所提供的综合服务。
从“为谁做书、做什么书、怎么做书”的角度来看,数字出版在传统出版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属于“怎么做书”的范围。因此,出版单位应提高责任意识,用更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研究数字出版该怎么做。同时,还需要跳出惯性思维,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用户需求进行数字化赋能、转型、升级。近些年,我国出版行业涌现出众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实践案例。如上海教育出版社根据新时代读者的新需求,推出了契合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在转型的过程中聚焦中小学教材的数字化,其融合出版产品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强大的功能,兼具数字化出版产品的个性化、交互性、沉浸式、自适应等属性。此外,该出版机构打造的“沪学习”在线平台,解决了纸质出版物更新速度慢和传播延时的问题,最大化彰显了产品的价值,深入贯彻了国家数字化战略,为其他出版社探索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参考。
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
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数字经济势必将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在我国GDP中也将占据重要的比例。出版行业数字化发展是顺应“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举措,对此,我们应深刻地反思数字化出版转型的现实环境以及可行路径,从行业市场、产业结构模式、人才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全面推动出版行业完成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在新时代探索出一条适合出版行业的有效、健康、盈利的市场化路径。
(一)推进市场主体转型,增强核心竞争力
对文化改革的推进,重在市场主体。早在2010年,我国一些出版单位就已经成功改制。后来经过政府的有效引导和多项举措,通过数字资源库建设和数字化改造,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日新月异的数字经济时代,政府应加强政策引领,注重顶层设计的优化和体制完善,不断引导出版企业突破关键技术的瓶颈;推动传统出版企业进行内容数字化平台建设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同时,针对一些新兴出版企业,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保障机制,通过政策红利、资源扶持等途径,鼓励新兴企业加入数字出版行业中,使之成为出版数字化战略转型的有生力量。
近些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赋予了出版企业经营自主权。基于顶层支持和引导,出版行业需遵循市场规律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创新发展方向,优化服务平台,扩大项目规模,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推进信息组织方式转型,实现与新兴数字技术的接轨
数字化出版与传统出版流程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信息组织方式的不同。
在传统出版流程中,流水线特征明显,各环节相对独立,而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出版流程更加立体化,各个部门通过数据开展管理,相互协同,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编辑借助数字平台,能够对出版状态和工作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精准的了解,同时编辑内容也能够在平台得到实时反馈,由此编辑部门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信息组织方式更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和科技的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5G网络用户不断增长。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日益成熟,为出版数字化提供了信息组织方式的重要抓手。在这些技术中,区块链和出版产业的融合,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速的数字阅读服务。同时,运用区块链技术,还能核验出版内容,获取公众信任;量化广告效果,开发数字资源;回馈用户价值,优化版权流转。而人工智能技术则凭借其可追溯性、去中心化、全程留痕等特征,能够实现追溯验证,从而更好地保护了出版行业的版权。大数据则通过虚拟情景交换增强了现实的阅读体验。此外,大数据在出版的内容策划方面也彰显了重要价值,成了选题收集信息的辅助手段和挖掘选题热点的重要抓手,借助其可以实现根据用户画像为用户精准推荐产品,从而建立精准的市场定位。例如,一些教育出版类的企业将传统的教育内容与VR技术融合在一起,使内容方式的呈现更加立体化。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更加精致的产品,也增强了服务体验。
(三)推进产业结构模式转型,构建数字化转型生态链
不管是市场主体转型,还是信息组织方式变革,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的都是构建完善、科学的产业新生态链。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的是构建完善、科学的产业生态链,妥善处理传统出版与新型出版两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系统化、结构化和体系化的生态链。在现实环境下,出版业数字化转型涉及的环节和过程涵盖传统出版的各环节。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选题阶段。在选题阶段,通过数据库能够对选题已有的研究方向进行科学分析,提升选题的效率,避免选题的盲目性和主观性,这体现了以读者需求为导向的选题策划目的。其二,编校阶段。编辑、作者等多方能够通过智能编校平台协同作业,对专业术语、常用语、标点符号等进行修改,同时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导向问题的敏感内容进行删除。其三,印刷发行阶段。绿色发展理念的应用在印刷发行阶段体现出重要的价值。现有出版业供需不平衡的问题造成了仓储成本高、库存量大等问题,而印刷发行智能化系统通过优化供给的方式,以需求侧为发行导向,通过建立目标用户画像,实现了印刷的绿色化,以及耗材的物联网化和绿色化。其四,在后期运营阶段。借助资源库整合平台,能够将更多优质的渠道整合起来,对相关内容实施全媒体发布,并根据大数据分析对不同的用户进行精准投放,同时还能通过技术手段对用户的阅读习惯和购买偏好进行追踪,使营销人员精准地掌握用户的真实需求,更利于挖掘潜在用户。
除了出版行业内部之外,出版业在数字化转型路径中还需要与其他产业实现深度融合。既要与新闻产业、文创、视听、旅游等相关文化产业融合,也要与教育、金融、科技等领域融合,这些跨行业合作能够实现不同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保障数字化转型成功的重要基石。不管数字时代如何发展,出版社都要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积极寻求与外界各行各业的合作共赢关系,深入开展跨界融合,这样才能真正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为数字化转型夯实基础。
(四)推进人才培育体系转型,确保数字化转型落地落实
无论是出版企业的转型,还是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组织方式的变革,都需要专业化的人才作为保障,可以说,人才优势是当下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为此,在出版行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复合型、专业化、全媒型的数字人才队伍。
首先,出版行业的领导班子要树立数字化思维,在转型过程中要不惧失败敢担当。只有决策者和管理者更新观念,提升能力,同时具备互联网思维,才能够瞄准发展机遇,更好地适应数字出版当下的需求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才能够在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在具体实践中,出版行业的领导班子要从实际出发,紧跟国家战略和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对国家政策进行认真研读和全面分析,全面谨慎地评估出版单位的发展战略、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需求,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转型问题,明确自身地位,找准数字出版的切入口,这样才能够带领出版单位走上一条成功的数字化转型之路,进而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次,着力打造业务能力强、实践能力强的团队。在数字时代,无论是出版经营理念还是经营模式与生产模式,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就需要出版工作人员兼具出版的基本素质、新媒体出版思维、市场洞察力以及产品创新能力。要加强对在岗编辑的培养,引进掌握电子商务、新媒体运营、信息软件、互联网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才;要引进熟知市场运营、企业管理、数字营销、品牌推广的复合型高端人才。只有多措并举,才能借助人才的优势确保数字化转型任务的落地实施。此外,数字出版为一线编辑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创意空间,这就要求编辑主体除了具备上述技能外,还要具备创新意识、求真意识、互动意识以及现代化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够胜任数字出版时代的编辑工作。
最后,更新人才考核激励机制。出版单位要对现有的考核机制进行更新,一方面,要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并重过程与结果,将出版业务的收入利润指标变更为数字产品的阶段性开发成果、新增用户、活跃用户、转化率等互联网指标;另一方面,将短期考核与长期考核相结合,将年度考核指标分解为季度指标,对于季度指标,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竞争对手和产品开发进度等进行一定的调整。在具体考核中,要借助多方力量开展考评工作,采用主管考评、自我考评、同事考评和下属考评相结合的全方位考评方式,这样更能够促进考核过程的透明化和公平公正化。另外,绩效考核结果还要与员工聘用、职级升降、培训发展、薪资报酬等方面挂钩,以最大化彰显员工的贡献度和胜任力。
结束语
数字经济时代,实施数字化转型是打破传统出版行业封闭性运营方式的重要手段,更是回应国家数字化建设战略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举。数字经济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有效提升了经济活动的效率,优化了相关产业的结构。在数字经济的作用下,我国出版数字化转型势必会有更大可能。除了在技术、人才、政策等方面入手外,数字传媒还应该与传统出版进行融合发展。只有双头并进、多措并举,才能加快出版数字化转型,使出版行业真正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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